跨性別女姓主義宣言

【翻譯著作】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
原文出版日期：1999年由原文作者獨立出版
原文連結：https://eminism.org/readings/pdf-rdg/tfmanifesto.pdf
原文作者：小山惠美（Emi Koyama）
原文最新更新日期：2001年7月26日由原文作者線上出版
翻譯：羅盤針
校訂+做圖：有靈

主編筆記：

《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的作者小山惠美（Emi Koyama），今年6月10月在美國華盛頓州因癌症而離世。日裔族群背景的小山惠美，持有多重交織身分：她是一名雙性人跨性別者，也是一名認為雙性人、跨性別、性工作、性暴力倖存者、酷兒及障礙政治務必與女性主義並行實踐的「多重社會正義議題倡議者」（multi-issue social justice activist）。2003年10月26日，小山惠美共同創辦了第一屆的「雙性人宣傳日」（Intersex Awareness Day）；2019年，她也開創了專門服務美國西北地區婦女與性工作者的互助團體／社群空間 Aileen’s。在她離世後，跨性別女性作者及倡議者茱莉亞·塞拉諾（Julia Serano）向媒體表示：「小山惠美對於2000年代的雙性人倡議以及剛萌芽發軔的跨性別女性主義的重要性，難以言喻。她對當時許多跨性別倡議者的影響無比巨大。」

酷兒翻越在小山惠美癌症治療末期時取得《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的英中翻譯權。小山惠美一如往常堅持中譯版得免費提供於社群，抑或販售收入必須局部回饋於跨性別領導組織，以示她對於建立多重議題運動網絡和基礎設施的政治理念。她當時也強調，《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撰寫，出版時一定要顯示原文出版日期，以便讀者脈絡化理解宣言內容及附件。酷兒翻越依尋小山惠美的指示，將〈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及其「後記」與「加映」並行中譯出版，讓華語世界的讀者進一步理解小山惠美的政治思想及實踐，以此當作紀念她一生在多重議題上的貢獻、表示我們對她的至高致敬。

註解：這篇文章刊於由 Rory Dicker 和 Alison Piepmeier 共編的《乘風破浪：為二十一世紀重新取回女性主義》（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3，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請引用其出版版本。

前言

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各類女性群體的參與，美國女性主義運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擴展。當一群過去在女性主義運動主流中被邊緣化的女性打破沉默，要求在運動中佔有一席之地時，她們起初被指控以瑣事分裂女性主義，但最終仍被接納並歡迎為女性主義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日益意識到，多樣性是我們的力量，而非弱點。任何暫時的分裂或兩極化，都不至於嚴重到足以抵消包容性聯盟政治的終極價值。

每當一群曾被噤聲的女性開始發聲，其他女性主義者便被迫重新思考：她們究竟代表誰，又堅持什麼立場。雖然這個過程有時會讓我們痛苦地意識到身為女性主義者自身的偏見與內化的壓迫，但最終卻能透過拓寬我們的視野與支持群體，為運動帶來益處。正是基於這份理解，我們宣告：跨性別女性公開參與女性主義革命的時刻已然來臨，這將進一步拓展運動的範疇。

「跨性別」（Trans）一詞常被用作一個包容性術語，涵蓋了廣泛的性別規範違背行為，這些行為涉及個人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與其性別認同及／或性別表現之間存在某種斷裂。然而，就本宣言而言，「跨性別女性」一詞有時被用來指稱那些儘管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與之相悖，但仍或多或少以女性身份認同、呈現或生活的個體。同樣地，「跨性別男性」一詞則用以描述那些儘管出生時被認定為女性，卻以男性自認、呈現或生活的人。雖然這個操作性定義排除了許多不符合男女二元對立的跨性別者，或是以其他方式展現跨性別特質的人，但我們希望他們能察覺到我們所面臨的議題之間有足夠的相似之處，並在他們自身的抗爭中，也能從我們的分析中獲得某種程度的助益。

跨性別女性主義主要是一個由跨性別女性發起並為跨性別女性服務的運動，她們認為自身的解放與所有女性乃至更廣泛群體的解放密不可分。此運動亦向其他酷兒、雙性人、跨性別男性、非跨性別女性、非跨性別男性，以及所有同情跨性別女性需求並認為與跨性別女性結盟對自身解放至關重要的人士開放。從歷史上看，跨性別男性對女性主義的貢獻大於跨性別女性。我們相信，有更多跨性別女性開始與其他人並肩參與女性主義運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的集體解放取決於此。

跨性別女性主義並非旨在接管現有的女性主義機構。相反地，它是透過我們自身的解放，以及與所有群體的聯合行動，來拓展並推動女性主義的整體發展。它同時為跨性別女性與非跨性別女性發聲，並呼籲非跨性別女性也為跨性別女性發聲。跨性別女性主義體現了女性主義的聯合政治，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彼此支持，因為如果我們不互相支持，就不會有人支持我們。

基本原則

跨性別女性主義的基本原則很簡單。首先，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並期望社會予以尊重。這也包括我們有權表達自己的性別，而不必擔心遭受歧視或暴力。其次，我們主張對自身身體擁有獨有的決定權，任何政治、醫療或宗教權威均不得違背我們的意願侵犯身體的完整性，亦不得干涉我們對身體的處置決定。

然而，沒有人能完全擺脫制度化性別體系中現存的社會與文化動態。當我們就性別認同或表達做出任何決定時，無法迴避的事實是：這些決定皆發生在父權制二元性別體系的脈絡之中。跨性別女性尤其常被鼓勵，有時甚至被迫採納傳統的女性氣質定義，以求獲得醫療界的接納與認可——該體系自詡為判定誰「夠女性」、誰「不夠女性」的仲裁者。跨性別女性常發現自己必須透過內化性別刻板印象來「證明」自己的女性身分，才能被認可為女性，或獲得荷爾蒙治療與手術介入。這種做法對跨性別女性與非跨性別女性同樣具有壓迫性，因為它否定了每位女性的獨特性。

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任何人都不應為了成為「真正的」女性或「真正的」男性，而被迫做出或放棄關於自身性別認同或表達的個人決定。我們也相信，任何人都不應為了符合「真正的」女性主義者的資格，而被迫做出或放棄這些個人決定。

身為跨性別女性，我們深知自身的安全往往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pass [譯註1]」為「正常」女性；身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發現自己必須不斷在對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以及女性主義原則之間尋求平衡。跨性別女性主義挑戰所有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檢視我們如何內化異性戀主義與父權制的性別規範，以及我們的行為將帶來何種全球性影響；與此同時，我們明確指出，女性主義者無須為擺脫父權制對女性氣質的定義而付出任何代價。女性不應因做出個人決定而被指控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即使這些決定看似符合某些性別角色；這種「純度測試」（purity test）會剝奪女性的自主權，因為它否定了我們的能動性，而且只會使大多數女性——無論是否跨性別——疏遠並拒絕參與女性主義運動。

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成為女性的方式有如女性人數般多元，我們應當能夠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而不必感到內疚。為此，跨性別女性主義挑戰那些限制或侷限我們個人選擇的社會與政治體制，同時拒絕因女性做出任何個人決定而指責她們。要求女性放棄個人選擇的自由，才能被視為真正的女性主義者，這不僅沒有必要，甚至具有壓迫性——因為這只會將理想女性氣質的僵化父權建構，替換成一種稍作修改、但同樣僵化的女性主義版本。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營造一個尊重女性個人選擇的環境，同時審視並挑戰那些限制女性選擇範圍的體制。

男性特權之問題

部分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基進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指責跨性別女性與男性受惠於男性特權。她們主張，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在社會化過程中被視為男孩，因而獲得男性特權；反觀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則被視為背叛者，指責他們為了可悲地獲取男性特權，而拋棄了自己的姊妹。跨性別女性主義必須回應這項批評，因為某些女性主義圈子正是以此為藉口，來合理化對跨性別女性與男性的歧視。

面對這樣的論點，跨性別女性最初的自然反應往往是否認自己的人生中曾享有任何形式的男性特權。不難理解她們為何會認為，生為男性更多是一種負擔而非特權：她們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厭惡擁有男性身體，也厭惡被當作男孩對待。她們回憶起被迫表現得強硬、陽剛時那種不適感。許多人曾因行為不符合男孩的期待，而遭受其他男孩的霸凌與嘲笑。她們被逼得感到羞恥，並經常飽受憂鬱症之苦。即使成年後，她們仍活在身份暴露的恆常恐懼中，這將危及她們的就業、家庭關係、友誼與自身安全。

然而，身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抵制這種過度簡化的反應。雖然男性特權確實對某些男性的影響遠大於其他人，但很難想像那些出生時為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從未受惠於此。大多數跨性別女性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曾「pass」為男性（儘管是「娘娘腔」的那種），因此無論她們是否樂於被視為男性，在教育與就業等領域都獲得了較優的待遇。她們被教導要果斷自信，有些跨性別女性在性別轉換後仍能維持這些「陽剛」特質，這往往對她們有利。

這裡的問題在於，我們常將身為性別異類所遭受的壓迫，與男性特權的缺失混為一談。與其聲稱我們從未受惠於男性至上主義，我們更應闡明：我們的經歷實則反映了男性特權與身為跨性別者所處劣勢之間的動態互動。

任何人的性別認同和／或傾向的性別表達，若與其被指派的性別相符，便擁有「非跨性別者」的特權。這種特權，如同其他特權一樣，對擁有者而言是無形的。而與所有其他特權相同，缺乏此特權的人們直覺地明白，自己因缺乏此特權而承受著多麼嚴重的痛苦。跨性別女性可能僅能有限地享有男性特權，這取決於她何時「跨出去」以及她以女性身份生活的程度，但與此同時，她因身為跨性別者而承受著巨大的情感、社會及經濟上的劣勢。認為跨性別女性天生比其他女性享有更多特權的說法，與聲稱男同性戀伴侶比異性戀伴侶享有更多特權——只因雙方都擁有男性特權——同樣無知。

當跨性別女性試圖進入那些號稱是逃離父權體制、安全港灣的「女性空間」時，往往會引發緊張局勢。這些「女性空間」的起源可追溯至1970年代早期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該運動主要由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組成，她們將性別歧視視為最根本的社會不平等，卻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自身在延續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等其他壓迫形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於「性別歧視對女性生活的影響遠比其他社會因素更為深遠」的假設，她們認定自身經歷的性別歧視是所有女性——無論種族、階級等——皆遭遇的普遍經歷，而這個「普遍經歷」僅限於所有非跨性別女性。近期對1970年代基進女性主義的批判指出，她們對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的刻意忽視，實質上賦予了身為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自身許多不被承認的特權。

基於這份理解，跨性別女性主義者不應以否認來回應「男性特權」的指控。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跨性別女性可能從男性特權中獲益的方式——顯然有些人比其他人獲益更多——就像我們這些白人應該正視白人特權一樣。跨性別女性主義相信，正因為女性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尊重彼此的差異與相似之處都至關重要。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勇敢面對自身的特權，並期望非跨性別女性同樣承認她們身為非跨性別者的特權。

透過承認並面對我們的特權，跨性別女性有望與其他女性群體結盟——這些群體向來被忽視，並被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標準視為「不淑女」。當我們僅因做自己就被斥為「異類」並遭受攻擊時，迴避特權問題毫無益處。

解構「反向本質主義」

雖然第二波女性主義普及了「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且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觀念，但它卻在很大程度上未曾質疑「真實的生理性別」確實存在這一信念。將性別與生理性別區分開來，雖是打破強制性別角色（compulsory gender roles）的有力論述，卻使女性主義者僅能質疑問題的一半，直至近年，才開始質疑所謂「本質上的女性」與「本質上的男性」的自然性。

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皆為社會建構；此外，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區分，純粹是基於便利而人為劃定的。儘管將性別視為社會建構的概念已被證實是推翻傳統女性能力觀的強大工具，但它卻為某些人提供了藉口，使其得以將特定歧視性政策或結構合理化為具有生物學基礎。此外，它也未能正視跨性別者的真實處境——在他們自身經歷中，生理性別比內在的自我認同更顯人為且易變。

生物性別（biological sex）的社會建構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察：它更是許多雙性人親身經歷的現實。由於社會並未為那些解剖學特徵無法明確歸類為男性或女性的人們預留空間，他們經常遭到醫療專業人員的殘害，並被強迫按照被指派的性別生活。雙性人通常沒有機會自行決定想要如何生活，也無法決定是否接受手術或荷爾蒙「矯正」。許多雙性人認為，在如此重大的生命抉擇中毫無發言權，無論其性別認同是否恰好與被指派的性別相符，這都令人震驚。我們認為，對雙性人兒童進行生殖器殘割（genital mutilation）本質上是一種虐待，因為這在未經適當同意的情況下，不必要地侵犯了他們身體的完整性。問題甚至不在於被指派的性別是否與其性別認同相符；而在於雙性人是否被賦予了對自身身體處置的真實選擇權。

跨性別者對根據簡化的醫學標準、在未經其同意下被指派的性別感到不滿。跨性別者群體多元：有些人認同並以與醫療當局所指派性別不同的性別身份生活，無論是否接受醫療介入；另一些人則既不認同男性或女性，亦或同時認同兩者。跨性別解放旨在從醫療、宗教及政治權威手中奪回自我定義的權利。跨性別女性主義視任何性別指派方法皆為社會與政治建構，並倡導一種社會制度，讓個人得以自由地為自己指派性別（或非性別／無性別，就此而言）。

隨著跨性別者開始進行政治組織，人們很容易便會採納這種關於性別認同的本質主義觀念。大眾媒體所流傳的陳詞濫調是，跨性別者是「被困在男性身體裡的女性」，或是反之亦然。這種策略的吸引力顯而易見，因為若我們能說服大眾相信，我們是天生帶有某種無法控制的生物學錯誤，大眾便更可能支持我們。這也往往與我們對自身身份的認知相契合，這種認知對我們而言深植內心且至關重要。然而，身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因這些觀點的潛在影響而抵制此類誘惑。

跨性別者常被描述為「生理性別與內心或靈魂的性別不符」的人。這種解釋直覺上或許說得通，但對跨性別女性主義而言仍存在問題。若說某人擁有女性的內心或靈魂，便意味著存在某種可辨識差異的男性與女性心智，而這反過來可能被用來為歧視女性辯護。將我們的性別認同本質化，其危險性與訴諸生物本質主義同樣嚴重。

跨性別者常被描述為生理性別與內心或靈魂所屬的性別不符的人。這種解釋直覺上或許說得通，但對跨性別女性主義而言仍存在問題。若說某人擁有女性的內心或靈魂，便意味著存在著在某些可辨識的層面上彼此不同的男性與女性內心，而這反過來可能被用來為歧視女性辯護。將我們的性別認同本質化，其危險性與訴諸生物本質主義同樣嚴重。

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我們是在既定的社會與文化框架下，透過生活與人際互動，基於自身感受的真實、舒適與真誠，來建構自己的性別認同。這對性別認同與出生性別相符者而言成立，對跨性別者亦然。這項認知絕不會削弱我們對認可與尊重的訴求。跨性別女性主義並非透過「反向本質主義」來為我們的存在辯護，而是旨在推翻「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相符即為常態」這種本質主義的假設。

身體形象／意識作為女性主義議題

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希望宣稱自己能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自在、自信且充滿力量；遺憾的是，對許多女性而言，包括跨性別女性在內，情況並非如此。

對許多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而言，身體形象的問題正是我們對舒適與安全的需求，與女性主義政治立場直接衝突之處。我們當中許多人因外貌感到極度不適與羞恥，以致選擇隱藏真實身分，或忍受電解除毛、荷爾蒙治療及外科手術，以將身體改造得符合身為女性的認同。這些程序不僅昂貴、痛苦且耗時，更可能導致永久喪失生育能力，以及癌症風險增加 [譯註2] 等嚴重併發症。

為何有人會選擇這種看似不人道的做法？儘管我們或許傾向相信，讓身體與性別認同相符的需求是與生俱來或不可或缺的，但我們不能誠實地忽視那些促成個人決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是社會對二元性別角色的強制執行。由於我們的身份是在我們所出生的社會環境中建構而成的，因此可以說，個人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之間的斷裂之所以成為問題，純粹是因為社會正積極地維持著二元性別體系。倘若性別在社會中並非關鍵因素，跨性別者為適應性別二元框架而改造身體的需求，很可能隨之減少，儘管或許無法完全消除。

然而，此類論述不應被用來阻礙跨性別者對自身身體做出決定。跨性別女性本就極易遭受暴力、虐待與歧視，不應因採取任何必要手段來確保自身安全與舒適而感到內疚。跨性別女性主義促使我們思考社會與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但最終要求社會尊重我們每個人針對自身身體與性別表達所做的任何決定。

反對制度對僵化性別角色的強制執行，同時倡導個人有權選擇如何生活以獲得安全感與舒適感，這兩者並不矛盾。同樣地，在相互提供同儕支持以建立健康自尊心（self-esteem）的同時，也接納個人若選擇改變自身身體的決定，這同樣不矛盾。我們每個人都能挑戰社會對性別與生理性別的武斷假設，而無需陷入教條主義。不應要求我們在同一時間拒絕生活中所有壓迫性的因素；那樣只會讓我們精疲力竭、精神崩潰。我們這些微小的反抗累積起來，將動搖我們所熟知的性別規範體系。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酷兒運動、跨性別女性主義及其他進步運動，都在攻擊共同目標的不同面向，而這個目標正是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父權體制。

針對女人的暴力

女性主義已經確定在1970年代針對女人的暴力並不只是獨立事件，而是父權讓所有女性維持臣服狀態的系統性功能。跨性別女性主義呼籲關注這個事實：跨性別女性比起享有非跨性別特權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暴力的侵害，就像其他遭受多重壓迫的女性群體一樣。

首先，跨性別女性之所以成為攻擊目標，是因為我們作為女性而活。在這個厭女的社會做個女性是危險的，但有些因素會讓我們在遭受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時更加脆弱。例如，當一名男性攻擊跨性別女性，尤其是在試圖強暴她時，他可能會發現受害者擁有或曾經擁有「男性」性徵。受到恐同和恐跨情節驅使，這種發現往往會導致更暴力的侵害。而跨性別女性的跨性別狀態一旦暴露，就經常遭到男性的攻擊。媒體和權威機構很少認真對待或同情跨性別女性的謀殺案，就像對待性工作者的謀殺案一樣——尤其當受害者是從事賣淫的跨性別女性時更是如此。

由於跨性別女性往往自卑且對自己的身體形象感到不滿，她們容易遭受伴侶的情感和語言虐待。施虐者很容易讓跨性別女性感覺醜陋、羞恥、毫無價值和瘋狂，因為這些正是整個社會多年來灌輸給她們的訊息。施虐者透過剝奪女性定義自身身份和經驗的能力來逃脫家庭暴力的懲罰──而這些恰恰是跨性別女性容易受到傷害的領域。跨性別女性更難離開施虐者，因為她們更難找到工作，而且如果離婚時有孩子，幾乎肯定會失去孩子的監護權。

此外，跨性別女性也因為被當成「酷兒」（queer）而成為攻擊目標。恐同者在實施仇恨犯罪時往往不會區分同性戀和跨性別，但跨性別者更加脆弱，因為他們通常比同性戀者更容易辨識。恐同份子在追獵同性戀者時不會窺探他們在臥室與誰發生性行為；他們會尋找與認知中獵物性徵不相符的性別線索，從而有效地鎖定那些外顯性別特質偏離傳統規範的人。每當有一起男或女同性戀謀殺案登上全國新聞頭條時，全國各地被殺害的跨性別者人數卻要多得多，儘管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人數遠超於公開出櫃的跨性別者。

跨性別男性也生活在隨時可能被發現的恐懼之中，因為他們身處在一個當男性突破社會既定角色時就會迫害他們的社會。針對跨性別男性的犯罪者既有陌生人，也有親密的「朋友」，其動機無疑是恐跨和厭女的結合，展現為懲罰他們違反性別規範，將他們「重新放回女性的位置」。

鑑於我們所處的危險境地，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是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我們或許會因為一些僅限女性參加的活動拒絕我們入場而感到受傷和失望，但實際上針對我們的暴力才將我們殺死或迫使我們走上自殺道路的主因，而且這種情況持續太久、發生太頻繁。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立即行動。

在這方面，與傳統的家庭暴力庇護所、強暴危機中心和仇恨​​犯罪預防計畫合作至關重要。一些庇護所已經決定像對待其他女性一樣完全接納跨性別女性，而另一些則出於各種原因猶豫不決。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教育現有機構，讓他們明白為什麼跨性別女性也應該得到服務。我們必須強調，針對跨性別女性的暴力行為與針對非跨性別女性的暴力行為並無差別，只是我們往往更脆弱。我們也應該倡導為跨性別男性提供服務。

作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不應僅僅要求現有組織為我們服務；我們應該加入其中。我們應該自願協助他們發展有效的篩選評估機制，以確保他們在擴大服務對象範圍的同時保障安全。我們應該為其他有需要的跨性別女性提供危機諮商和個案管理服務。我們也應該幫助他們資助專門針對跨性別群體的員工培訓課程。我們應該為跨性別女性開發自我防衛課程，課程模式可以藉鏡女性主義自我防衛項目，但要特別關注我們獨特的經驗。我們或許人數不足以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庇護所，但我們可以加入更廣泛的聯盟，致力於消除針對女性和性少數群體的暴力，從而為消除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做出貢獻。

我們還必須解決經濟暴力問題。跨性別女性常陷入貧困，原因有三：一是身為女性，我們的收入低於男性；二是就業環境對跨性別者的公開歧視十分普遍；三是性別轉換的代價高昂，令人難以負擔。這也代表虐待跨性別女性的伴侶更有優勢控制我們，讓我們深陷虐待關係中。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在經濟、社會與政治領域同時對抗恐跨與性別歧視。

健康與生育選擇

跨性別女性關注女性的生育權利運動看起來似乎有些諷刺——一般而言，她們並沒有孕育孩子的能力；然而，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跨性別女性的解放與女性選擇的權利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連結。

首先，社會之所以汙名化跨性別者的存在，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動了自己的生殖器官。非生殖器官的美容手術其實遠比性別重置手術常見，然而接受美容手術的人並不需要經過數個月強制性的心理治療，也不會每天在全國播出的垃圾談話節目中遭到嘲笑與鄙視。社會對於我們個人選擇所產生的這種歇斯底里反應，部分源自社會對於人們自行決定如何處置自身生殖器官的禁忌：就像尋求墮胎的女性一樣，我們的身體已經成為一片可以被公開處置的領土、一個戰場。

此外，許多跨性別女性服用的荷爾蒙，在來源與化學組成上都與非跨性別女性為生育控制、緊急避孕以及荷爾蒙替代療法所服用的荷爾蒙相似。我們作為跨性別女性與她們同樣關切這些雌激素相關藥物的安全性、費用與取得管道。跨性別女性與非跨性別女性都需要團結起來，對抗右翼勢力的策略，即試圖讓控制我們身體的手段與相關資訊變得無法取得，甚至使其成為非法行為。

當然，生育選擇不只是關於取得人工流產或避孕的近用；生育選擇同樣關乎抵抗對處於較不利地位的女性施加強迫或脅迫性的絕育與墮胎。同樣地，跨性別女性主義也致力於爭取拒絕手術與荷爾蒙介入的權利，包括拒絕那些為雙性人所安排的醫療介入；即使如此，我們仍應期待社會尊重我們對自身是誰的理解。

1980年代，一些生育選擇組織曾將女同性戀者排除在外，因為她們被認為與自身的運動目標無關。然而，選擇的權利並不專屬於異性戀者，也不專屬於非跨性別者，因為它的根本核心在於：女性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要如何被對待。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應當加入生育選擇組織，並為選擇權而參與示威。一個不尊重女性對懷孕相關事務作出決定之權利的社會，很可能也不會尊重我們決定是否接受醫療介入、使我們的身體與性別認同一致的權利。如果我們害怕自己將不得不取得地下管道的荷爾蒙，或必須出國接受性別重置手術，我們應該能夠理解那些害怕自己必須回到不安全的地下墮胎環境中的女性。

此外，跨性別女性主義需要向女性健康運動學習。那些特別受到女性關注的健康議題，例如乳癌，並不是憑空出現的。正是透過積極的倡議與同儕教育，這些議題才逐漸被認真看待。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醫療界在歷史上一直未能充分處理女性的健康需求，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就不能期待掌握權力的人會自動認真看待跨性別女性的健康。因此，我們需要參與女性健康運動，並擴展這場運動。

從女性健康運動汲取類比，也能解決關於性別認同病理化的策略困境。多年來，跨性別者彼此爭論著，究竟是否應該要求去除「性別認同障礙 [譯註3]」的病理化，而當時這種病理化正是取得某些醫療治療的前提。這一直是一個具有分裂性的議題，因為對性別認同障礙的病理化，使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得以接受醫療介入，然而與此同時，它又汙名化我們，並否定我們的自主性。在女性主義批判現代醫學之前，女性身體一直被醫療體制以男性中心的標準視為「不正常」，結果使女性一些十分平常的經驗——例如月經、懷孕與更年期——遭到病理化；正是女性健康運動迫使醫療界承認，這些都是普通的人類經驗。

跨性別女性主義堅持，跨性別並不是一種疾病或障礙，而是廣泛的人類日常經驗光譜中的一部分，就如同懷孕一樣。因此，一方面要求讓跨性別者更容易取得醫療治療，另一方面要求將「性別認同障礙」去病理化，兩者並不矛盾。

行動呼籲

雖然我們在女性主義社群內外都曾經歷過不成比例的拒絕，但那些始終是我們最堅定盟友的人，也包括女性主義者、女同性戀者以及其他酷兒。跨性別女性主義主張，從知識論或理論上爭論究竟誰被納入、誰不被納入「女性」這個類別，是徒勞無功的：我們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建立聯盟。

每天，我們都受到騷擾、歧視、攻擊與虐待。無論我們多麼努力地學會「pass」為順性別者，當所有女性都受到攻擊時，跨性別存在的社會不可見性也無法保護我們。我們不可能靠遵循社會對女性應如何行為的規則而獲得勝利；我們與非跨性別女性一樣需要女性主義，甚至可能更加需要。跨性別女性主義者以我們女性主義前輩的傳統為榮，並在自己的生命中延續她們的鬥爭。

跨性別女性主義相信，一個尊重跨性別身分的社會，才是一個公平對待所有性別之人的社會，因為只有在存在僵化的性別階序時，我們的存在才會被視為有問題。基於這樣的信念，為了我們的生存與尊嚴，我們必須在女性主義中宣示自己的位置；但這並不是以威脅或侵擾的方式，而是以友善與合作的方式來進行。一些既有女性主義機構最初的猜疑與拒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因為她們曾經一次又一次被自我認定為「親女性主義」的男性背叛；而正是透過我們持續的堅持與對行動的投入，跨性別女性主義才能將女性主義的範圍轉化為一種更加包容的世界觀。

《乘風破浪：為二十一世紀重新取回女性主義》之後記

我在2000年夏天寫下《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那時我才搬到波特蘭（Portland）幾個月，剛開始接觸到當地的跨性別社群，也開始探索女性主義與跨性別經驗之間的交會。我想，我當時可能有些天真；一開始得知一些女性主義者之間存在反跨情緒，以及一些跨性別者之間存在反女性主義的情緒時，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所遇到的跨性別者，正是那些我所尊敬的、同時身為女性主義者與跨性別運動者的人。我寫這份宣言，是為了闡述一套明確支持跨性別者的女性主義理論，以及一種根植於女性主義的跨性別論述。我認為自己做到了。

然而，這份宣言仍有一些問題，是我自己並不滿意的。在過去兩年間的幾次修訂中，我修正了一些比較次要的問題，但還有一些更大的問題仍然存在，因為如果不把整篇文章重新改寫，就無法修正它們。不過，我認為有必要討論這些問題究竟是什麼，以及它們為什麼會進入這份宣言之中。以下是其中兩個較大的問題：

1. 過度強調跨女，而犧牲了跨男，以及其他認同為跨性別者或性別酷兒的經驗。
   
   我完全承認，這份宣言過度聚焦於跨女所面臨的問題，而忽略了跨男，以及其他跨性別者與性別酷兒所面對的獨特困境，這是我的責任。當時我之所以認為有必要將女性主義的焦點限制在「女性」身上，是因為我擔心擴大焦點會讓非跨性別男性利用女性主義來服務自己的利益，就像一些所謂的男性權利團體所做的那樣。雖然我現在仍然認為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但我如今已經明白，以其他跨性別者與性別酷兒為代價，優先強調跨性別女性的議題，是一個錯誤。
   

2. 交織性分析不足。
   
   這份宣言主要聚焦於性別歧視與對跨性別者的壓迫如何交織，卻沒有處理這些問題如何與其他社會不正義相互交織。例如，宣言提到了有色人種女性對女性主義運動中白人女性種族主義所提出的批判，卻沒有討論跨性別女性如何成為有色人種女性的盟友。同樣地，當時我也猶豫是否要將焦點從性別歧視移開，因為我擔心其他（非跨性別）女性主義者的批評。現在，我同意這樣的觀點：任何無法考量種族主義、階級主義、障礙歧視等等如何在女性之間運作的女性主義理論，都是不完整的；我也承認，這份宣言是不完整的。

雖然這兩項批判看起來非常不同，但它們其實都來自同一個根源：一種認為女性主義者應該主要——有時甚至只能——聚焦於所有女性共同經歷的壓迫的觀念。

在這種世界觀中，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等議題，只有在能夠推進對父權制的鬥爭時才能被處理——例如，處理白人男性對有色人種女性的種族主義；但如果這些議題被視為會讓女性運動「分裂」，或者更確切地說，會暴露女性運動內部原本隱藏的分裂，就不會被處理。

這份宣言在很大程度上順著這條路徑發展，卻沒有挑戰其中所蘊含的種族主義、階級主義等等，因此它理應受到批判。

我現在明白，當時寫這份宣言時，我對於自己投入多重議題組織工作的信念還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因此屈服於一種恐懼：害怕自己會因為「稀釋女性主義」而受到批評。過去幾年中，我與其他強悍的有色人種女性、工人階級女性以及身心障礙女性建立起的同志情誼，使我得以擺脫這種恐懼。

我曾經想過，要寫一份新的宣言，將自2000年以來獲得的這些以及其他新的洞見納入其中，並以我如今擁有的信心與清晰度來重新書寫。但目前，我打算把這項工作留給其他人。如果你寫了一份，請寄給我。

加映：全國女性研究協會中的種族主義女性主義

小山惠美（Emi Koyama）
2008年6月28日

三月時，我受邀在全國女性研究協會（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一場以致敬黑人女性主義思想、以尤其 Audre Lorde 作品與人生的「紀念座談」上發表演講。我感到非常榮幸，同時也不免有些受寵若驚，因為自己被選中，要談論 Audre Lorde 的作品對我個人生命以及對整體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性。其他與談人是 Kaila Adia Story（路易維爾大學）與 Melinda L. de Jesus（加州藝術學院）。

我第一次接觸 Audre 的作品，是在大學二年級時修習的一門女性研究課程。整個學期裡，學生每週閱讀幾篇文章，在課堂上討論，並撰寫學習筆記，反思當週的閱讀內容。一週又一週，大多數指定閱讀都是由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或有時被稱為「政治女同性戀」）女性所寫，而我很難與課堂上討論的許多內容產生連結。我不斷在自己的筆記裡寫下，我無法與這些閱讀產生共鳴，卻沒有意識到這與課程材料的選擇有關。我反而因為自己對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者抱持如此「負面」的態度，而感到很不好。

學期接近尾聲時，有一週專門用來討論「有色人種女性」的作品（對，整整一週——嗚呼！）。如果我沒記錯，閱讀材料包括《這座名為我背的橋》（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選集中的一些文章——包括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非裔女性主義團體康巴希河集體） 的宣言、我想還有 Cherríe Moraga 的一篇作品——以及 Audre Lorde 的《局外人姐妹》（Sister Outsider）。這是第一次，這些文章讓我感到共鳴。它們替我無法明確指出的疏離感與挫折感找到了聲音。即使那只不過是整個學期的一週，而且這很可能是學科最遭的象徵性納入（tokenism）形式，但它卻使我直到今天都仍與女性主義以及女性研究保持連結。沒有《局外人姐妹》，我或許今天根本不會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

但一週並不足以讓我獲得那種挺身而出必要的自信與力量，使我能在自己發現身處於一群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之中——而她們似乎對自己的種族主義或階級主義言論與行動所造成的情感痛苦與悲傷毫無察覺。光是閱讀 Audre 以及其他與她處境相似的人所寫的作品是不夠的；我真正需要的是在自己周圍建立一套支持系統——由各種種族與性別的人組成，而這些人都熱切致力於社會各個面向的正義，並且以同理心讓彼此負起責任。

2000年夏天，我搬到奧勒岡州的波特蘭——那是我成年後居住的第一座大城市。來到波特蘭的第二天，我認識了 Diana Courvant，一位白人跨性別女性。她創立了 Survivor Project，致力於回應跨性別與雙性人身份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倖存者之需求。我自己也是名在性別與性傾向身分方面有著複雜經歷的倖存者，因此我立刻便投入 Survivor Project 的工作。Diana 本身也是多重議題社會正義組織工作的資深行動者，這一點也讓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

然而，隨著我逐漸認識 Diana，我也了解到，並不是所有女性主義者都接納跨性別者。事實上，當時她陷在波特蘭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社群內最嚴重的爭議噩夢之中；她後來也曾撰文談論此事（請見 Gloria Anzaldúa 與 AnaLouise Keating 編輯的《我們稱為家園的這座橋》（This Bridge We Call Home）中的〈談論特權〉（“Speaking of Privilege”）。簡單來說，事情是這樣的：Diana 受邀參加一場位於奧勒岡森林中的女性靜修活動；但在她接受邀請之後，主辦方卻制定了「禁止陰莖」（“no penis”）政策，禁止尚未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女性參加。她拒絕參加這場活動，但在一些非跨性別盟友的協助下，她在活動場地之外舉辦了一場關於跨性別議題的工作坊。這場工作坊很成功，但不久之後卻出現了一則謠言，聲稱她擅闖這場女性專屬的靜修活動，並且暴露自己的身體。這個說法顯然是假的，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寫下了〈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這篇文章後來收錄於 Rory Dicker 與 Alison Piepmeier 編輯的《乘風破浪：為二十一世紀取回女性主義》（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這份宣言處理了各種女性主義所關切的議題，例如生育選擇、健康以及對女性的暴力，並討論跨性別女性如何與其他女性共享許多相同的關切。

我想要提出一套女性主義理論，以反駁這樣的論點：跨性別女性與所有其他女性如此不同，以至於女性主義之中根本沒有跨性別女性的位置（或者說，女性主義對跨性別女性而言根本沒有用）。我希望提供一些容易被反覆引用的論點，讓支持跨性別者的女性主義者能夠用來反駁針對跨性別女性的公然偏見與錯誤說法。就這些目的而言，我認為這份《宣言》是成功的。

但《宣言》裡有些地方確實令人不安。這篇文章試圖在跨性別女性與非跨性別女性之間建立聯盟，卻因此忽略了跨性別男性，以及其他不認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別者或性別酷兒的鬥爭；除非把他們納入討論對當時的論述有利，否則幾乎沒有談及他們。《宣言》在交織性分析方面也相當薄弱——也就是說，它沒有充分處理反跨情緒與壓迫如何與性別歧視以外的其他壓迫交織、疊加並使其更加複雜，其中尤其包括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在對自己有用的地方，我借用了有色人種女性的工作——例如，用來指出，跨性別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不應成為將她們排除在外的理由，因為這樣做會預設一種單一而普遍的女性經驗，而這顯然是不成立的——卻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見解，說明納入跨性別視角如何能夠幫助對抗種族主義與其他形式的壓迫。

事實上，我寫下這篇文章時，搬到這座新城市也才大約三個月。我當時還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那種《女性研究導論》十週課程佔據九週的白人女性主義所感到的不適，也沒有足夠的信心去挑戰這樣一種觀點：女性主義就只是倡議女性的權益、對抗性別歧視——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

簡單地說，我當時寫下的是一種白人女性主義，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好讓跨性別女性能夠被納入其中。那時候，我認為這是唯一安全的方式，能夠寫出一套讓跨性別女性在女性主義之中取得位置的女性主義理論。接下來幾年，我遇到了更多與我一樣致力於所有人的正義的人，也慢慢建立起那種自信——正如 Audre 著名地說過的——能夠「將沉默轉化為語言與行動」。

以下我要談的，就是這樣一個被轉化為語言與行動的沉默。

邀請我參加那場紀念 Audre Lorde 貢獻的座談會時，邀請函上寫道：「NWSA 很樂意提供您免費的會議註冊，以感謝您撥冗分享您的時間與專業知識。然而，很遺憾，NWSA 的預算有限，無法負擔您的旅費。」

但我不是職業學者，而在沒有固定工作的情況下，我無力負擔數百美元，只為了參加一場學術會議並發表演講。我回信說明自己的情況，並詢問是否能提供財務上的協助，讓我得以參加這場會議。NWSA 的執行主任回覆我說：「NWSA 可以提供免費會員資格與會議註冊；我當然希望我們能夠做得更多。」

於是，我開始聯絡幾位我碰巧認識的管理委員會成員（NWSA 的理事會成員），請他們替我出面倡議。他們寫信給執行主任，但得到的回應仍然一樣。我也得知，另一位我所敬重、長期投入酷兒社會正義運動的行動者，去年也曾受 NWSA 邀請，但由於該組織不願負擔她的旅費，她只好拒絕邀請。

我當然也可以拒絕邀請，但那樣一來，NWSA 就可以年復一年地試圖利用行動者，假裝自己是在尊重並支持她們的工作，卻沒有人挑戰他們這種做法。因此，我決定採取不同的方式：我寫信給 WMST-L——一個擁有數千名訂閱者的國際女性研究電子郵件論壇——說明事情的經過，請大家寫信給 NWSA，抗議它的這種做法，也請大家捐一些錢，讓我能夠參加這場會議。

幾天之內，我收到大約十幾個人表示願意捐款，也有差不多同樣多的人顯然寫信給 NWSA 的執行主任，其中包括治理委員會的成員。女同性戀聯盟（Lesbian Caucus）主席 Lisa Burke、有色人種女性聯盟（Women of Color Caucus）共同主席 Pat Washington 以及雙性戀／跨性別興趣團體（Bisexual/Transgender Interest Group）代表 Joelle Ruby Ryan，是其中最積極支持我的幾個人。 但就在這時，事情開始變得詭異起來。執行主任似乎告訴了我的一些支持者，說 NWSA 已經用自己的經費替我安排了一間飯店房間，這話暗示著我不是在說實話，甚至可能是在設局欺騙那些出於善意支持我的女性主義學者。我以為執行主任或許已經改變心意，決定至少負擔我的部分費用，於是再次聯絡 NWSA——結果卻被告知什麼都沒有改變，我仍然得自己想辦法（儘管此時已經有許多支持者在幫助我）。

我收到的捐款足以支付大部分費用，因此我飛往辛辛那提（Cincinnati），參加這場紀念座談。在我的演講中，我談到自己是如何接觸到 Audre Lorde 的作品、那些作品對我有多麼重要，以及為什麼即使讀過她的書，仍不足以讓一個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獲得了力量。我讀了自己為〈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所寫的後記中的一段，談到那篇文章如何反映了我生命中的一個時期——那時我正在謹慎地摸索自己在女性主義之中的位置。接著，我談到了這場座談本身，以及我曾多麼認真地掙扎於一個問題：我究竟應不應該參加這場紀念 Audre Lorde 及其作品的活動？因為這個論壇本身的結構，就已經背叛了她所留下的精神。

我說，我不得不問：如果 Audre 還在，她會在這樣屈辱的情況下接受這場會議的演講邀請嗎？Audre 不值得受到這樣的對待。而這場「紀念座談」也不是適當地致敬 Audre 對女性研究所作貢獻的方式。我之所以對於是否要在這場座談上發言感到矛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害怕自己的出席反而會幫助一件根本不具正當性的事情取得正當性。

Audre 自己在 1979 年也曾面對類似的情況。當時，她受邀參加在紐約大學舉行的第二性研討會（The Second Sex Conference [譯註4]）當中唯一一場有黑人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戀者發言的座談。然而，她接受邀請的前提是，她「理解自己將針對涉及美國女性生命中差異所扮演的角色之論文發表評論」；而這件事若「沒有貧窮女性、黑人與第三世界女性，以及女同性戀者的大量參與」，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她的演講題為〈主人的工具永遠無法拆除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收錄於《局外人姊妹》。這篇演講的標題廣為人知，但它真正的意義卻遠遠沒有得到同等程度的理解。

當 Audre 說「主人的工具」時，她所指的是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不願意承認女性之間存在著種族、階級、性傾向等方面的差異。她認為，這些女性主義者沒有把握住「承認差異」所可能產生的力量——不只是白人女性與黑人女性之間的差異，也包括黑人女性彼此之間的差異。為什麼主辦者沒有讓更多黑人女性參與其中？難道他們期待 Audre 一個人代表所有黑人女性嗎？她因此指稱，許多白人女性主義者其實與維繫種族主義、恐同的父權體制有所共謀。

在《局外人姊妹》的另一篇文章中，Audre 曾經宣告，她再也不會和白人女性談論種族主義。當然，那並不是她最後一次談論這個問題，但我毫不懷疑，她經常都必須與想要放棄的衝動搏鬥。我最後決定參加這場會議並在紀念座談上發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意識到：我站在 Audre Lorde 以及與她同時代的人們的肩膀上——其中許多人如今仍然活著，但也有許多人已經離世。這場座談進行得很成功。儘管原本只安排了 75 分鐘，由三位與談人及觀眾共同參與的討論，最後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

隔天的代表大會上，來自女同性戀聯盟的 Lisa Burke 發言了。執行主任曾向她承諾，會「處理好」我的情況；大家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NWSA 至少會替我提供會議期間的住宿，但不知怎麼回事，事情並沒有發生。執行主任回應說，NWSA 的確曾替我訂了一間房，而且已經從組織的帳戶支付了費用；她並把這起「溝通不良」歸咎於她的助理——一名當時並不在現場的黑人女性。Lisa 抗議這種找人當代罪羔羊的行為，並要求組織補償我住宿的費用，同時正式道歉。所有代表都投票支持這項動議。這項決議幾乎讓我感到愧疚，一方面，是因為又有一位有色人種女性被置於與我的對立位置，並被歸咎於整起事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想到一間每晚 170 美元的房間就這樣空著等我入住，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種太過浪費的事情，讓我不忍去想。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飯店，想釐清 NWSA 到底為那間我根本不知道被預訂給我的房間支付了多少錢。但櫃台人員告訴我，過去這一週根本沒有任何住宿預訂紀錄。當然，仍有一種很微小的可能性：NWSA 可能在附近另一間飯店替我訂了房，因為會議所在的飯店已經客滿。但這似乎不太可能，尤其是因為該組織根本不知道我打算哪一天來到辛辛那提，也不知道我打算哪一天回家。想到一個全國性的女性主義學術機構的執行主任，竟然會在籌辦並主持一場紀念 Audre Lorde 精神的活動過程中，展現出這樣一套不誠實與種族主義的行事模式，實在令人沮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紀念座談最後竟成了致敬 Audre 的完美方式。它揭露了 Audre 所謂的「種族主義女性主義」那醜陋的現實——這種現實一直潛藏在表面上反種族主義的公共論述背後。它引發了強烈的情緒，包括憤怒，而我們試圖將這些情緒轉化為具有建設性的力量。我們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向 Audre 致敬：不是讀幾篇關於她的學術論文，而是以充滿熱情的方式投入對抗所有人的壓迫。我希望，我至少盡了自己的力量，讓她能以我為榮。

譯註1：原文「pass」意指被社會大眾認為其性別表現與性別常規所期許的表現毫無突兀（如某一位跨性別女性被認為與「一般女性」一模一樣，抑或某一位跨性別男性被認為與「一般男性」一模一樣），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不受他人的性別監控、審查或出櫃風險。// 返回閱讀

譯註2：原文作者以2000年初既有的醫療研究為準認為某些性別肯認醫療處置「可能導致癌症風險增加」，但依照數十年後最前進的跨性別醫療研究，癌症風險增加之迷思已被各方面突破，主要是難以將單一變項認定為造事因素。比方說，使用荷爾蒙且經歷了乳房發育的跨性別女性的乳癌風險確實高於沒有經歷過乳房發育的順性別男性的乳癌風險，但仍低於順性別女性的乳癌風險。有關性別轉換醫療與癌症風險的最新醫學研究和討論，敬請詳閱 Alison May Berner 和 Sarah Elizabeth Atkinson 2024年〈跨性別者之荷爾蒙治療與癌症風險、篩檢及治療（The implications of hormone treatment for cancer risk,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in transgender individuals）〉的文章：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21690X24000630。// 返回閱讀

譯註3：「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在2013年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簡稱 DSM-5）已改成「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 返回閱讀

譯註4：第二性研討會舉辦於1979年9月27至29日，當作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經典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之三十周年的大會。// 返回閱讀

財務揭露

本文由 Transgender Educational Network: Theory in Action for Creativity, Liberation,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TEN:TACLES) Initiative 給予台灣跨性別研究跨太平洋研究群（Transpacific Taiwan Transgender Studies Research Collective）的研究資助撰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