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又一場性別戰爭？

【翻譯著作】女同志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又一場性別戰爭？
本篇文章原刊於 Lesbian.org，後刊於原文作者個人網站
原文作者：Amy Goodloe
原文出版日期：1994年，2014年以原文作者重刊
翻譯+做圖：希維亞
校訂：常衿

譯者導讀：

​本週是 #女同志現身週，於是我們選擇翻譯這篇文章，讓台灣的讀者更加認識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來自最早的女同志網站之一「lesbian.org」之創辦人艾咪·古德洛（Amy Goodloe）——她發表於1994年的學術報告。那是一個西方性別理論劇烈動盪的年代。作為譯者，在重新審視這篇論辯時，我認為有必要為台灣讀者補充一段「時空錯置」的背景與近年學界的最新反思。

​在西方脈絡，女同志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queer theory）有著明顯的時序繼承與轉向。但在台灣，這兩股思潮的進口卻因為1987年解嚴後知識界的解渴，呈現出「大爆炸式」的平行著陸。1990年代初，台灣首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剛成立，；而過沒幾年，1994年本土派雜誌《島嶼邊緣》的「酷兒」專刊發行，酷兒理論便強勢襲台。這種歷史的時空壓縮，使得台灣大眾（包含部分性別運動者甚至學院派人士）往往分不清兩者的差異。不僅如此，在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台灣的「性權派」更是長期痛批當時在台灣脈絡幾乎不存在的女同志女性主義，甚至已經到達「紮稻草人」的程度。

時至今日，本土反跨性別勢力便是濫用台灣人對這段理論演進史的無知，透過挪用女同志女性主義中的「反性緣」（強調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非性」連結）跟「女本位」（學術上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女性主體性」或「女性立足點」）論述、並妖魔化酷兒理論為「多元性癖男權運動」或「屌運」的方式，藉此散布「同／跨運吃正在女人」或「多元性別政治正確讓女人消失」等論述來引發女性主義社群內部的恐慌。在此要特別感謝作者古德洛教授，在得知台灣及華語世界的情況後，願意授權本文給我們進行翻譯工作，幫助台灣讀者釐清女同志女性主義真正的歷史跟主張，而非道聽塗說。

​本文詳細記錄了澳洲基進女同志女性主義政治學者希拉·傑佛里斯（Sheila Jeffreys）最尖銳的批判：酷兒政治的出現，威脅著女同志政治的「消失」。傑佛里斯更在2003年出版一本專書《拆解酷兒政治：女同志女性主義觀點》（Unpacking Queer Politics: A Lesbian Feminist Perspective），她的論點在當代常被視為反跨勢力的理論基石。這種對於「女同志消失」的焦慮，在2016年美國女同志女性主義歷史學者波妮·莫里斯（Bonnie J. Morris）出版的《消失的女同志》（The Disappearing L）中達到了最高峰，該書探討了美國女同志專屬空間與文化的消逝。

​然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種焦慮。2022年，年輕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學者梅雷迪斯·沙利文（Mairead Sullivan）出版了《女同志之死》（Lesbian Death）一書，作為對「女同志消失論」的深刻回應。沙利文開宗明義地拒絕了女同志已死的論述，並指出在這些擔憂女同志消亡的焦慮底層，人們真正在哀悼的其實是「特定立場之基進女同志女性主義政治」的失落。沙利文批判了歷史上女同志空間排斥跨性別與有色人種女人的現象，並直指這些矛盾如何在當代的反跨性別語彙中浮現。這提醒我們：反動勢力往往透過大聲聲明對抗跨性別，來維繫一種「女同志地位備受威脅」的集體錯覺。

​面對反跨勢力的挪用，真正的解方不是拋棄女同志女性主義，而是重新奪回它。正如女性主義現象學者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在2017年的著作《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中所呼籲的，我們必須在日常中找回女同志作為反抗結構的基進力道，這涉及拒絕認同男性文化，並探索女人之間建立連結的新方式，包含不再追隨男性思想家、改為追隨女性思想家。艾哈邁德亦主張女同志女性主義和跨性別女性主義彼此是「根本且必要的盟友」，兩者共同對抗「性別宿命論」（gender fatalism）。

​延續這股復興浪潮，2019年出版了由多名作者共同參與（包含艾哈邁德）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對抗全球異性戀父權的論文集》（Lesbian Feminism: Essays Opposing Global Heteropatriarchies）。該書挑戰了英美論述中對女同志女性主義政治的歷史性貶低，並強調女同志女性主義能夠為當今的女性主義政治提供具有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解方。更重要的是，該論文集清楚地表明，當代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必須積極參與跨性別倡議，並堅持對跨性別社群的包納。這證明了我們完全可以擁抱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基進政治動能，同時抵抗將女同志作為反跨論述挪用的「權利主體」。

綜上所述，譯者建議大家把這篇曾廣為流傳的歷史文獻理解為「理解當代女性主義及酷兒理論的補充資料」，而非照單全收內文所有的論點。畢竟本文中有些論點——如認為酷兒理論必然欠缺「多元交織性」觀點，或是認為酷兒理論一定不能強調所謂的「女性／女同志主體性」——在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已然發生了轉變。同時譯者也呼籲目前學院內外的研究者及社會運動者，能夠重新思考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學術及政治價值，特別是檢視順性別男同志將酷兒理論型塑成「品味遊戲」的問題。

女同志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又一場性別戰爭？

給學生的說明：

這篇文章是我在研究所時期，為了一門「性別與性相」（gender and sexuality）課程所撰寫的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報告。比較分析的目的，在於辨識並分析兩個理論觀點之間的主要爭論焦點。

我撰寫這篇論文的時間是在1994年，當時網路上關於性別或LGBT研究的資源極其稀少，因此我將其發表在我所架設的網站 lesbian.org 上。早在 Google 讓搜尋變得輕而易舉之前，這篇文章就已經廣為流傳，主要是因為它以一種相對易讀的風格，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分析（當然，前提是您預期讀到的是學術文獻，而非隨興的部落格文章！）。

正文：

過去十年來，關於女男同志議題的學術研究，不僅在分類與規模上迅速成長，在學術界被認可為「有效」研究的程度也顯著提升。縱然女同志女性主義理論長期以來一直是「婦女研究」學術領域的一環，但直到近期才開始獲得某種程度的批判自主性（critical autonomy）。這項發展歸因於部分女同志理論家的需求：她們試圖將自己的研究計畫，與女性主義理論以及學術界的新寵——「酷兒理論」做出區隔。

雖然女同志理論在某些重要面向上與女性主義理論有所分歧，但我認為它與酷兒理論的對立更加劇烈且根本，甚至到了兩者作為具備政治效用的理論立場時，可能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步。然而，並非所有女同志理論家都認同此觀點，最新的相關著作也證實了這一點；即使某些女同志理論家全然擁抱酷兒理論，她們往往仍不願放棄女同志女性主義的一些基本前提。我深信，這顯示了女同志女性主義提供了一種酷兒理論所無法提供的社會與政治分析。我打算透過批判地回顧過去五年來關於這些議題的部分學術成果，來論證這個主張。

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酷兒理論家的一些議題分歧，正是那些在婦女運動早期階段，威脅到女同志與女性主義者關係的陳年核心問題 [1]。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實踐，因其對身分認同之本質與界線的關注，在過去數十年的多數社會運動中一直處於核心地位，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或許就是「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身分政治預設了一個連貫、統一且穩定的身分認同，並以此作為個人不應受歧視的基礎；雖致力於終結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的運動者在使用身分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性別、特別是性相（sexuality）則提出了更為棘手的難題，這在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酷兒理論家的著作中均可見一斑。

另一個這兩種批判觀點的相關議題分歧是：「性／別系統」（sex/gender system）的本質與功能。對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而言，性（sex）與性別（gender）是相互依存的概念範疇，最好的例證便是「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但是，對於酷兒理論家來說，性與性別在概念上則是、且必須是截然不同的，這開啟了一種排除性主義（sexism）作用的「恐同」（homophobia）分析的可能 [2]。

此外，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酷兒理論家在「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的意義、透過階層化且二元的性別角色所建構的身分認同，以及何謂「反常規」（anti-normative）等議題上亦針鋒相對。這些僅是學者們近期探討的部分議題，其目的既是為了理解女同志女性主義理論的歷史角色與重要性，並試圖面對或處理酷兒理論的興起。

艾蓮娜·史坦琳（Arlene Stein）的文章〈姐妹與酷兒：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去中心化〉（Sisters and Queers: the Decentering of Lesbian Feminism, 1992），簡明而詳盡地回顧了女同志女性主義的歷史與發展，並分析了該理論近來與「酷兒理論」交鋒後的餘波。史坦琳指出，近期女同志能見度與多樣性的提升，促使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們開始重新構思「女同志社群」之意涵；因為如今更精確的說法應為女同志「社群們」（communities），且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女同志社群都會認同女性主義（頁35）。然而，情況並非向來如此，為了理解女同志女性主義過去對「女同志身分認同建構」所掌握的霸權（hegemony），史坦琳重新審視了女同志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基本假設。

早期的女同志女性主義之發展，是為了對抗當時將女同志醫療建構為「性倒錯」（inversion）這種先天缺陷的主流論述。這種醫療模型明確地暗示女同志是一種生物特徵，且被視為一種「缺陷」；早期的同志權利倡議者便利用這項證據，主張女同志的處境應受到憐憫而非壓迫（頁37）。隨著七〇年代婦女運動的興起，早期女性主義者開始分析女同志存在的其他種解釋，對於將女同志與生物學上的「異常性」（abnormality）掛鉤感到日益不滿。​當時主導早期女同志女性主義的理論主張：女同志是那些反抗「強制異性戀」體制的人。她們與異性戀女人不同，拒絕成為男性經濟體的一部分，選擇只與其她的女人產生認同；由此誕生了「認同女人的女人」（woman-identified woman）之概念 [3]。

七〇年代的女同志女性主義運動者不僅主張女同志與醫療或生物上的「本質」狀態無關，更進一步地認為這實際上是所有女人都能擁有的選擇；且任何意識到「異性戀父權」（heteropatriarchy）壓迫本質的女人都應做出這項選擇。雖然女同志女性主義起初試圖「解放每個女人心中的『女同志』」（頁38），但這場運動很快就面臨了身分政治的兩難。

為了爭奪政治地盤，女同志女性主義者感到有必要將女同志身分認同——固著為某種穩定且連貫的狀態——以便將女同志歸類為一個應受保護、免於歧視的「少數群​體」。然而，這種身分認同的界限相當狹隘，排除了那些不符合女性主義「理想標準」的女同志經驗（頁45）。

這種轉向——從將女同志視為個人與政治的選擇，轉向一種對身分認同更具本質論色彩的理解（諷刺的是，這與她們當初反對的醫療模型相距不遠）——所產生的緊張關係，為女同志女性主義在八〇年代作為強大政治力量的沒落埋下了種子；縱然這也為特定變體的女同志政治分析開啟了可能性，例如八〇年代初期「性激進派」（sex-radicals）所採取的分析立場（頁 48）[4]。

史坦琳觀察到，到了八〇年代後期，女同志女性主義與整體的女同志政治已演變為兩個獨立的實體，兩者往往持有相互矛盾的預設與政治目標。女同志女性主義對壓迫的分析——預設了性與性別之間存在內在聯繫——誠如蘇珊·法爾（Suzanne Pharr）所言：「恐同是性主義的武器」[5]。然而，其他類型的女同志分析（其中部分亦堅持自稱為女性主義）則主張「性別與性相、性主義與異性主義（heterosexism）之間具有相對自主性」（頁50）。後者的立場與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許多酷兒（男同志）運動者的立場較為接近；這些女同志日後會以認同這些酷兒運動者的姿態，來標示出自己與「傳統」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區別。對這些男同志與女同志而言，「酷兒性」（queerness）被理解為一種「非常規的性相，它超越了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對立，涵蓋所有感到被主導的性常規（dominant sexual norms）剝奪權利的人」（頁50）。

史坦琳對這種新興「酷兒」理論的主要批判在於：它未能充分「彌合男女之間在風格、意識形態及資源獲取上——真實且持續存在的結構性差異」（頁50）。換句話說，酷兒理論在政治分析與文化表達中——將「性相」置於比「性別」更優位的層次，進而威脅到女同志身為女人、進而受性別制約（gender-bound）的經驗——使其被抹除或簡化。她主張，雖然女性主義在分析性／別系統時，可能未能充分處理性差異的多樣性，但新興的「酷兒理論」則是完全未能處理性別問題，這使得它對於許多女同志而言，可能是一個較無實際效力的政治哲學。

不過，女同志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之間的碰撞也有其潛在益處：這促使女同志女性主義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她們過去對「性／別系統優先於其他壓迫形式」的執著。她們開始將女同志視為一種「暫時性身分認同」（provisional identity），「置身於多重壓迫與身分認同交織的網絡中」（頁51），並以酷兒理論迄今尚未能企及的方式，將種族、階級、族裔的差異納入考量。根據史坦琳的觀點，這個新版本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已從幾乎只聚焦於「性別」，轉向對「多重壓迫」的理解；這是一個更為「去中心化」（decentered）的運動，且「可能展現出新的民主潛力」（頁52）。

然並非所有女同志女性主義者都這麼輕易地放過酷兒理論。雖然史坦琳主張一個經過「重新設計」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對女同志而言比酷兒理論更具政治效用，但她並未像其他學者那樣，對酷兒理論的預設及其顯露的「傲慢」進行同等程度的批判。這或許部分歸因於史坦琳在1992年時，或許並未掌握到酷兒理論的最新發展；然而到了1994年，女同志學者已敏銳地意識到——酷兒理論正威脅著要取得學界所有性別與性相研究的霸權地位——因而對其「總體化傾向」（totalizing tendencies）發起全面批判。

或許最尖銳的批判來自希拉·傑弗里斯（Sheila Jeffreys）——她的著作並不總是獲得「非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學者好評，原因在於她傾向於聲稱自己是在替所有女同志女性主義者發聲，但她實際上僅能代表其中一個特定激進群體。在她最近的文章〈女同志的酷兒化消逝：學界的性相〉（The Queer Disappearance of Lesbians: Sexuality in the Academy, 1994）中，傑弗里斯簡單明瞭地指出：「酷兒理論與酷兒研究的出現，威脅著女同志的消失」（頁459）。

與許多女同志女性主義者一樣，傑弗里斯擔憂酷兒理論在於酷兒理論完全未能承認女性主義在形塑當代理解性與性別層面所發揮的影響，因而可能抵消女性主義所取得的進展；因此她主張酷兒理論是「去女性主義的」（feminism free）（頁459）。

縱然「酷兒」一詞理應具有反常規的聯想，但傑弗里斯認為這個詞已演變成代表「白人男同志」的符號；這使得任何與此符號相關的研究計畫，在偽裝成「新穎且具有獨特解放性」的同時，不過是「換湯不換藥」（more of the same）（頁469）。因此，不同於史坦琳相對溫和的批判，傑弗里斯指責這種新興理論的論述，為了將（同性）性相與男同志文化推崇為後現代論述中極其重視的「反論述」（anti-discourse）之縮影，而不惜刻意重新銘寫那些女性主義者與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奮鬥多年所反抗的壓迫。

傑弗里斯批判的核心在於：酷兒理論特權化、甚至自然化了陽剛特質，其方式與大多數形式的女性主義目標背道而馳。傑弗里斯認為「敢曝」（camp）或「變裝」（drag）是酷兒理論的關鍵概念之一，但這建立在對「操演性陰柔特質」（performative femininity）的男同志觀念之上。這不僅排除了生理女人，更尊崇了將「陽剛」視為「陰柔」二元對立面的主流建構；

傑弗里斯亦批評了酷兒政治「接受並慶賀同性戀的少數群體地位」之傾向。她認為這種政治「與女同志女性主義相矛盾」（頁 469），因為它堅持一種穩定、連貫但具有反向常規（counter-normative）的身分認同。她繼續寫道：

「女同志女性主義者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那種『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跨歷史少數群體，而是將自己視為自由女人身分的模範（the model of free womanhood）。女同志女性主義理論家並不想被當作少數群體而獲得接納——這種少數群體的身分認同，是相對於一個被認定為理所當然、不可避免的異性戀多數而界定出來的；而是尋求瓦解異性戀體制。推廣將女同志視為女人的一種選擇，便是其中的策略之一。」（頁 469）

​對於像傑弗里斯這樣的批判者而言，「酷兒」一詞表面上的進步性——即其對「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公開且挑釁的反抗立場——恰恰是它最大的弱點。因為這個詞預設了它所反抗之對象的「自然性」（naturalness），而女同志女性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沒有任何性相系統（system of sexuality）是自然的。由於未能洞察女同志女性主義此一根本見解，酷兒理論家無法說明「建制化的異性戀」（institutionalized heterosexuality）對所有人類互動的霸權——從對婚姻與生殖的常規，到一系列看似無關、實則阻礙自我認同為酷兒者獲得自由的種種限制。

杰奎琳·齊塔（Jacquelyn Zita）在〈男同志與女同志研究：又是另一段不快樂的婚姻？〉（Gay and Lesbian Studies: Yet Another Unhappy Marriage?, 1994）一文中，她對酷兒理論提出的許多異議與傑弗里斯如出一轍，且對於該理論在學界的霸權地位所抱持的憤怒，僅略微稍減。傑弗里斯關注的是酷兒理論與酷兒政治在學界內外所產生的影響，而齊塔則主要關注酷兒理論的學術領域，以及其對女男同志研究系所及婦女研究系所的潛在影響。

齊塔認為，將男同志與女同志研究併入「酷兒」名下的一個問題在於：男同志學者未能充分理論化除「性相」以外的壓迫形式（如種族、性別、階級、障礙等），而是傾向於將「恐同」視為核心的壓迫形式（頁259-60）。相較之下，女性主義則更願意擴大分析，納入多重壓迫——事實上，女性主義主張所有形式的壓迫在根本上都是相互關聯的（縱然有些女性主義者主張父權是所有壓迫的核心）。當女性主義致力於展現包容性時，齊塔發現「酷兒理論家在建立理論時不自覺地實踐排除（exclusion），尤其是當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被邊緣化時，這令人格外失望」（頁261）。

與傑弗里斯相同，齊塔也批評酷兒理論過度依賴「敢曝」、「變裝」，以及「性別的操演與劇場性」（the performance and theatricality of gender）等概念，而這些概念多由男性定義並運用。雖然男同志可能將「操演性陰柔特質」作為一種娛樂或性刺激的手段，但齊塔指出，採納陽剛角色的女同志極少是出於此類原因，更多是為了求生。這顯示將性別全然理論化為「操演」是種「奢侈」，是種「社會與理論特權下的產物——在這種特權中，性別被後現代結構主義者拆解為一種『不具存有論意涵的性符號學伎倆』（ontology-free artifice of sexual semiotics），或被那些認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擁性自由派（pro-sex liberals）視為一種『不具歷史脈絡的個人風格』（history-free stylistic）」（頁263）。

齊塔對酷兒理論中「陽剛主義偏見」的挫折感，部分源於她對後現代主義關鍵霸權的普遍不滿。後現代主義這種理論視角，最終很可能被證明是敵視大多數女性主義分析目標的。在下文中，齊塔將酷兒理論近期的成功直接與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掛鉤，並如傑弗里斯一般暗示：酷兒理論本質上是「去女性主義的」。

「這種『酷兒理論』迅速躋身學術論述的深奧殿堂，似乎不僅與『蒙羞的男同志兒子』與『寬恕的異性戀父親』之間男性伊底帕斯式對立（male Oedipal tension）的快速化解有關，也是一種急欲自保的手段——這是一種反應過度、甚至可說是恐同的嘗試，企圖將那份奠定酷兒研究根基的文化恥辱與體現於肉身的堅毅（embodied grit）——以及其背後令人陶醉的性慾——加以淨化（sanitize）並賦予智識化詮釋（intellectualize）。」（頁 266）

齊塔主張，其結果便是「女性主義學者倘若不熟悉酷兒理論所挪用的、被特權化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述，可能就會發現自己被排除在這場『父子親情劇』之外。」（頁 266）這進一步凸顯了酷兒理論與女同志女性主義之間的鴻溝。

另一位將酷兒理論的發展與批判成就歸因於後現代主義的學者是珊·菲藍（Shane Phelan）。她的著作《身分政治：女同志女性主義與社群的界限》（Identity Politics: Lesbian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Community, 1989）寫於「酷兒理論」一詞出現的前幾年 [6]。雖然她因此並未直接使用這個名詞，但很顯然地，當她批判後現代理論可能衍生出敵視女性主義基本主張的觀點時，心中所指正是這類酷兒理論（頁 140-1）。

菲藍認為，後現代主義對女同志女性主義尤為敵視，因為它堅持所有「主體性」（subjectivity）都是可疑的；然而，對自己作為一個「發言主體」（speaking subject）的自覺，恰恰是女同志們最需要發展的能力（頁 140）。不同於史坦琳，菲藍與傑佛里斯似乎都不認為後現代／酷兒理論與女同志女性主義之間的張力能夠被化解。因為問題並不在於（男性）酷兒理論家尚未充分理論化多重壓迫，而在於他們的理論計畫與大多數女性主義者的目標在根本上背道而馳 [7]。

然而，這並不代表所有女同志女性主義者都認為她們的觀點與酷兒理論無法調和；相反地，不少自認為女同志女性主義者的理論家，皆熱情地擁抱了這套新的酷兒政治。事實上，酷兒理論中一些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皆為女性，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伊芙·賽菊寇（Eve Sedgwick）與德蕾莎·德·羅瑞提絲（Teresa de Lauretis）。

麗莎·杜根（Lisa Duggan）在〈讓一切變得完美地酷兒〉（Making it All Perfectly Queer, 1992）一文中，為「酷兒」一詞及其理論計畫辯護。她認為，對長期主導男同志政治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等局限策略而言，酷兒理論是個必要的制衡點（頁 11）。由於早期的運動派別預設了一種統一且連貫的「同志身分認同」，未能充分說明「同志」內部多樣的差異，結果導致聲稱能夠代表所有同志的政治，實際上僅卻代表了中產階級的白人男同志（頁 18）。杜根主張，「酷兒社群」的概念運作方式有所不同，因為它「通常用於建構一個不再僅由成員性伴侶的性別來定義的集體。這個新社群的統一性，僅僅建立在對性及性別的主導組織之共同異議（shared dissent）之上」（頁 20）。

​雖然我並不認同她所暗示的——即早期的同志身分認同模型完全根據性伴侶的性別來定義（因為女同志女性主義特別致力於更廣泛的定義），但杜根關於「酷兒」象徵對異性戀常規的「共同異議」之觀點確實值得採納，縱然正如我先前所提，這往往會讓異性戀變得自然化。杜根進一步解釋，酷兒理論支持的建構論立場「標示出一種新的對抗姿態……這種姿態透過對霸權性的、結構性的性相與性別關係及意涵之異議而構成，但其具體的歷史形式與立場則是開放的，且不斷處於協商與重新協商之中」（頁 23）。換句話說，杜根主張酷兒身分認同就其本質而言是無法固定的，而是在與「非酷兒」、「常規」、「強制異性戀體制」的對抗中，不斷地進行自我定義與協商。杜根認為，這是一種具備政治效用的策略，注定會比傳統的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策略更成功，縱使它目前在政治抗爭領域仍處於關鍵邊緣地位（頁 26-7）。

麥可·沃納（Michael Warner）在《恐懼酷兒星球：酷兒政治與社會理論》（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1993）的導論中，也為酷兒理論提出了積極的政治主張；然而他的分析問題較多，因為他試圖表示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之間存在一種夥伴關係，但在大多數女同志女性主義者眼中，這種關係並不成立。

根據沃納的說法，酷兒理論正「以與女性主義當年相似的方式開拓新局——當時女性主義者開始將性別視為理解那些『看似與性別無關』問題時的核心範疇」（頁 xiv）。沃納不僅假設所有女性主義者都將性別視為壓迫的核心範疇，他還暗示酷兒理論將「性相」視為理解社會問題的核心範疇；有鑑於酷兒理論堅持性與性別應完全分離，這兩種理論分析模式似乎因此產生了矛盾。沃納透過描繪這兩種理論立場之間的相似之處，來淡化矛盾的可能性：

「女性主義社會理論的大部分研究，在於揭示那些基本的概念化方式——如家庭與經濟、政治與個人、或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對立——都預設並強化了一種典範男性立場（paradigmatically male position）。酷兒理論正開始提出類似的批判，有時涉及相同的對立結構（oppositions）……但也涉及其他對立結構。」（頁 xxiii）

然而，這項分析未能說明的，正是滲透在許多酷兒理論中的「典範男性立場」，而這恰恰是傑弗里斯與齊塔對酷兒理論最激烈的詬病。​

沃納還不加批判地假設：「酷兒」一詞「在諸多層面中，代表了一種強烈的概括衝動；它拒絕那種基於寬容或簡單政治利益代表的少數化邏輯（minoritizing logic），轉而支持對常規體制（regimes of the normal）進行更徹底的反抗」（頁 xxvi）。沃納在此提出的論點與杜根相似，但考慮到他顯然需要論證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的相似性，令人驚訝的是，他竟未提到這恰恰是早期女同志女性主義的立場：即女同志透過反抗強制異性戀父權體制，正體現出「對常規體制的反抗」。

此外，他也未能察覺到「酷兒」本身亦可能運作為一種「少數化邏輯」，因為它不僅預設了一個固定的多數「常規」作為自我建構為「酷兒」的反面，還預設了一個固定的少數「酷兒性」，且這種特性永遠不會滑入常規領域。考量到大多數男同志仍共享常規性的男性特權（normative male privilege），要認為僅憑「酷兒性」就足以讓自己完全置身於邊緣，似乎並不切實際。

​雖然在開始撰寫這篇評論時，我尚不清楚該將自己定位於這場辯論的何處，但沃納特別具批判性的回應使我體認到：至少在現階段，我會主張酷兒理論對於女同志女性主義而言，在政治上並不有效（譯註：這是作者在1994年時的觀點，後來有所改變）。這並非指酷兒理論無法實現杜根所設想的那種「全然包容性」的願景，但這必須建立在對其性別預設進行更徹底的分析之上；只要其核心分析範疇仍是「性相」而排除了「性別」，甚至排除了種族、階級等因素，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就將會持續處於扞格不入的狀態。

即便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可以有效運用酷兒理論對美國自由主義、以及早期同志運動者之「戰鬥性民族主義」（militant nationalism）傾向的批判，但也並無必要全盤接受酷兒理論；特別是考慮到史坦琳所分析的那種新興且「去中心化」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其內部已然包含了進行此類批判所需的必要元素。​

或許，這就是我對酷兒理論最根本的批判：它完全未能承認並立基於女同志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的理論與政治工作，反而傾向於假設唯有它自身才具備能力——為女同志與男同志發明並維繫「重要」的政治分析形式。對於眾多女性主義者而言，支撐這種假設的男性傲慢不僅令人感到司空見慣，更是完全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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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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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註釋：

[1] ​女性主義理論與女同志理論之間的張力至今仍在相關分析請參見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的著作。 // 返回閱讀

[2] 關於對「性／別系統」之女性主義分析的批判，參見蓋兒·魯賓（Gayle Rubin）；關於早期女同志女性主義對「強制異性戀」的分析，請參見亞卓安·芮曲（Adrienne Rich）。// 返回閱讀

[3]​「基進女同志」（Radicalesbians）以此為名的聲明（即《認同女人的女人》），是定義此概念最早的女同志女性主義文獻。 // 返回閱讀

[4] ​黛安娜·法絲（Diana Fuss）認為，任何本質論的論點增加，都是政治環境日益保守下的產物；考量到宗教右派堅持同性戀是一種「錯誤的」選擇，而非生物性或本質性的狀態，這是一個特別耐人尋味的觀點。 // 返回閱讀

[5] 關於恐同（homophobia）與性主義（sexism）之間交織關係的分析，參見法爾的同名著作。 // 返回閱讀

[6] ​「酷兒理論」（queer theory）一詞最早於 1991 年以出版形式出現，見於德蕾莎·德·勞麗蒂斯（Teresa de Lauretis）為《差異》（differences）期刊策劃的專題導言，該專題旨在檢視女同志與男同志理論的現狀。 // 返回閱讀

[7] ​關於女同志理論與後現代主義實際上相當相容的論點，請參見羅賓·維格曼（Robyn Wiegman）為《女同志後現代》（The Lesbian Postmodern）一書所撰寫的導言。// 返回閱讀

關於原文作者：

我出生於亞特蘭大，從小就夢想在科羅拉多州擁有一座馬場，並教授大學程度的寫作課程……而如今，這兩件事我都實現了！

2015年12月，我結束了長達20多年的大學教職生涯，以便能全心投入創作一部青少年奇幻系列作品，我計劃將其以連載圖像小說的形式呈現。

2016年4月至5月，我暫停寫作以籌備婚禮；過去幾年來，我一直在學習使用3D軟體製作圖像。請至我的部落格查看最新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