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批判 = 性別保守
翻譯著作女性主義跨性別
SV
6/25/2026
【翻譯著作】性別批判 = 性別保守
本篇文章原刊於 feministkilljoys
原文作者：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
原文出版日期：2021/10/31
譯者：SV
校訂+做圖：有靈
譯者筆記：
本文由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撰寫於2021年，在2026年的今天讀來，其揭示的「性別批判（gender critical）」與「性別保守（gender conservative）」之共生關係，在台灣與全球脈絡下竟顯得更加嚴峻。艾哈邁德透過此文向我們提出警告：當女性主義選擇以所謂「生理性別」作為排除她者的盾牌，其結果往往不是保護女性，而是復辟了那套將女性困在生物本質論中的父權體制。
正如文中提到的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反性別運動的洞察，巴特勒於2024年出版的重量級新作《誰在怕性別？》（Who’s Afraid of Gender?）之繁體中文版，也終於在今年（2026年）與國內讀者見面。巴特勒在書中進一步闡述了「性別」如何成為全球保守勢力（包含極右翼、威權主義者與性別批判陣營）投射恐懼的「幻象（phantasm）」。她指出，性別批判陣營聲稱要保護「真實的女人」，實則是在動員恐懼來摧毀多元族群共同生存的空間。艾哈邁德在本文中引述巴特勒，正是要呼籲：反法西斯的團結（anti-fascist solidarity）才是女性主義應有的出路，而非與反動力量結盟。
艾哈邁德在文中討論了英國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中「性」與「性別」的交替使用。然而，在去年（2025年），英國在性別批判運動的遊說下，正式透過法律判決與政策指引，傾向將《平等法》中的「性」（sex）定義限縮為所謂「生理性別」。回到台灣，我們亦能發現所謂「生理性別」一詞在各類公部門文書、學術研究甚至網路問卷中被廣泛濫用。這種濫用往往伴隨著一種「這才是現實」的傲慢，旨在抹消跨性別者的生命實在（lived reality）。
艾哈邁德透過這面「明鏡」，讓我們看見——如果我們繼續使用父權社會教導我們的方式來區分身體、對待他人，那麼，我們非但沒有在拆解「主人的房子」，反而成了那套體制的邊境警察。女性主義的解放之路，必須是與跨性別、酷兒共同爭取生存權利的團結之路。
警告：以下文章包含對恐跨和厭跨女的討論。
性別（gender）如何成為某個時代的縮影？為何眾多運動都標榜自己反對性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反性別運動（anti-gender movement）[譯註1] 難以被準確界定，正揭示了其運作機制：「反性別運動動員橫跨政治光譜的修辭策略，藉此放大對多元經濟社會力量滲透與破壞的恐懼。它不追求邏輯一致性，因其矛盾性恰是其力量所在。」 巴特勒的文章主要探討威權政權如何運用各種修辭策略。這些策略揭示了「性別」一詞是如何被塑造成「外來入侵」（foreign invasion），以及包括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批判性種族理論在內的學術領域，如何被描繪成威脅婚姻、家庭、國家、文明乃至「（男性）人類本身」（even man himself）等社會制度並將之瓦解的「破壞性力量」。
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正撰寫關於全球反性別修辭動員的文章。因此，巴特勒參與的是一場更廣泛的女性主義對話——這場對話因情勢嚴峻而顯得迫切且必要。[原註1] 正如巴特勒所闡述：「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推翻過去數十年來，由 LGBTQI 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共同爭取到的進步立法。」 在這份反性別運動的論述中，巴特勒雖並未大量援引現已被稱為「性別批判」（gender critical）[譯註2] 女性主義思潮。然而在結論部分，她暗示「所謂『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與反動勢力聯手打壓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及性別酷兒群體，實屬荒謬」。隨後他發出邀請與呼籲：「此刻我們都該持有真正的批判能力，因運動的任何目標群體都不該相互對立。反法西斯團結的時刻已然來臨。」該文中，巴特勒並未將「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稱為法西斯主義者，而是呼籲她／他們勿與法西斯主義結盟，避免將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與性別酷兒群體列為攻擊目標。
巴特勒的邀請或許也是一種挑釁。必須承認，閱讀巴特勒的文章時，很難不注意到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所採用的修辭策略——縱然充滿矛盾——竟與法西斯或威權政權的策略如此相似（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相同），而這些政權同樣充滿矛盾。那些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讀者，是否在巴特勒所描繪的反性別運動圖景中，看見了自身論點的倒影？如果「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瞥見自己的倒影，巴特勒的邀約便化作一面明鏡。重點或許在於「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在文句間與自身倒影相遇時，如何對此深感抵觸。這本身就令人振奮。但或許不出所料的是，駁斥巴特勒的貼文立即就接踵而來。有一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在推特上寫道，「我只是認為，如果有人能坐下來耐心地向朱迪斯·巴特勒解釋什麼是性別（what gender is），這對每個人都有幫助。」另一位「性別批判」盟友在推特上寫道，「看起來好像巴特勒只是剛開始研究這些問題，而且大多數都仰賴推特和 Tumblr。」當您不喜歡自己所看到的倒影，逃避面對，且不從倒影中學會自省的方式之一，您就在砸碎鏡子。
讀了這些推文，實在令人忍俊不禁。數十年來，巴特勒為學術界內外無數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批判性工具，幫助我們理解性別及社會生活中的複雜性。或許我們確實需要一笑置之。這笑聲亦是哀鳴，因為主流媒體過度放大「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的聲音，導致諸多扭曲現象層出不窮，進而致使女性主義入門者猶如霧裡看花。許多「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本身就對所謂「學術派女性主義者」極為批判，其中包括我們這些參與英國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發展與建制的同袍。有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在一次婦女活動場合開玩笑說：「大多數的學術女性主義者既不是學者也不是女性主義者。」在那個場合，您能聽見觀眾對這個說法的贊同聲。這種否定並不令人意外；性別研究課程往往受酷兒研究與跨性別研究的框架所形塑，縱然仍有諸多研究工作亟待完成——要使跨性別研究中關於性與性別的理論化成果，能夠成為性別研究的基石而非僅為其附屬物。在本文中，我將「性別批判」置於引號內，因學界對性與性別最關鍵的批判研究，正是位於許多「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所反對的領域——性別研究、酷兒研究與跨性別研究。
我深感慶幸的是，職業生涯中能有如此長的時間以學術女性主義者（或更精確地說，女性主義學者）的身份投入研究。這不僅指我在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擔任講師的歲月，也不僅指與女性主義同仁共同制定新平等政策、或探索解決大學校園中騷擾與霸凌等陳年問題新途徑的歲月。我所指的是，自從1988年修習首門女性主義課程《女人的寫作》（Women’s Writing）以來，我便系統性地投入女性主義文獻的閱讀。若您將生命奉獻於女性主義，便能從中沉澱出豐饒的資源。巴特勒對反法西斯團結行動的疾呼，正是運用這份資源的動員；若我們循著他的指引前行，便能聽見這份邀請背後更深層的意涵。巴特勒呼籲女性主義者切勿將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與性別酷兒群體視為攻擊目標，此舉實質上等同於「使運動成員互為標靶」，進而「使彼此反目」。相互對立即是背離自我。巴特勒敦促我們在當今時代激流中見證：所謂「反性別」運動實為反女性主義運動。
我在本文的任務極為單純：我想展示出「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如何成為、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性別保守主義運動（gender conservative movement）。如果女性主義給予我們挑戰反女性主義的資源，那麼女性主義也給了我們挑戰「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的資源，讓我們明鏡高懸，映照出其背後的底色。在我關於「常識」的新研究計畫中，我希望展示出性別保守主義女性主義如何成為「不那麼新穎之保守主義常識」的一環，後者將「實在」（“reality”）[譯註3] 重新武裝化為「對抗覺醒文化的戰爭」（“a war against the woke”）。換言之，這是一種透過妖魔化質疑者，試圖恢復種族與性別階層制度所做的努力。[原註2] 同時，我也將展示：「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所進行的許多騷擾行為是如何偽裝成「開啟辯論」的形式。
當您以一名初來乍到的女性主義者之姿踏足性別批判世界時，您將會深感如墮雲霧。讓我們以社群媒體世界為例。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引用一些推特貼文，這些推特貼文會以斜體句子出現（我之後還會引用學術文章和專書）。[原註3] 您踏足這個世界，會遇到使用紫色和綠色的推特帳戶，這是女性主義的顏色。[譯註4] 在同一個推特帳戶中，您會發現一些短語，比如「要性而非性別（Sex not Gender）」，或者「性是真實的（Sex is Real）」。您可能會看到類似於「我支持...」這類的陳述，然後是某個似乎因為說了類似「性是真實的」而備受打壓的人的名字。您會遇到如「成年人類女性（adult human female）[譯註5] 」、「天生女人（natal woman）」，甚或「生理女人（biological woman）[譯註6] 」這類詞語。您會遇到據您所知一貫是父權邏輯的核心主張，舉例來說：「女人因其生理特質而受壓迫（women are oppressed because of their biology）[譯註7] 」。
該如何理解這一切？
這相當令人難以理解。
我們深知，女性主義者之間對於如何理解性和性別作為社會分類存在著分歧；我們承襲而非發明了它們。我們也深知，女性主義的部分使命，正是要對抗這份承襲。甚至「性／別之分」（sex-gender distinction）[譯註8] 也並非女性主義者首創；它是從性學家如約翰·蒙尼（John Money）等人的作品而引入女性主義領域的。[原註4] 若您研讀過女性主義文獻，便能明白——許多女性主義者正因為這種區分方式顯將「性」（sex）置於歷史之外——進而對其提出質疑。例如，安·奧克利（Ann Oakley）的作品。她的經典作品《性、性別和社會》（Sex, Gender and Society）確實使用了性／別之分，借鑒了羅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研究，其中「性」指的是生理差異、外生殖器官的可見差異、生殖功能的差異，而「性別」則指「文化事務」，人們在其中被歸類為「男人」和「女人」（1972年，第16頁）。然而，在奧克利的後期作品中，她對如此的區分方式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在〈性別的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Gender）一文中，奧克利寫道：「性和性別之分並不質疑社會如何構建自然身體本身」、「性並不比性別自然，因為我們談論這兩者皆是以我們作為社會存有的方式進行中介」（1997年，第30頁）。或者我們可以想到歷史唯物主義者克莉絲汀·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的作品，她主張「性別先於性」（gender precedes sex）。她寫道：「我們一直在以性別來思考性：將其視為一種由自然二分法決定的社會二分法。」（1993年，第3頁）。 [原註5] 無論我們對性／別之分的女性主義批判有何高見，大多數的女性主義者皆了然於心，我們組織生活的分類方式，或是我們如何稱呼自己的身體和自我，未曾是中立的；我們用以描述自己的詞彙，與我們所質疑的世界相互糾纏，這就是為何這些描述既作為權宜之計，也具有政治性。
那麼，為何這些詞彙不僅被當作簡單描述使用，甚至其用法本身似乎與女性主義有所關聯？如果「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論述充斥著「性是真實的」、「要性不要性別」等短語時，我們必須追問背後的真正意圖。姑且讓我們稱之為「口號」（catch phrases）——那些被反覆運用、用以代表或刻畫個人、群體、理念或觀點的詞語或表達。這些短語是一種對一個主要從虛擬空間添加柴火的政治運動表示效忠的信號。它們是將舊詞彙換湯不換藥。接觸這些短語卻能讓人窺見歷史縮影。試圖從這些詞語切入理解其意涵，猶如中途闖入對話，聽見某個反應卻渾然不知引發反應的前因後果。然而許多人使用這些詞語時，彷彿其存在意義僅在於能否脫口而出。它們被轉化為故事。然而，許多人使用這些短語似乎是因為它們是否可被言說的原因。它們被塑造敘述成故事：「僅因主張性的真實性就要開除女人？但這種觀點（連同『順性別』一詞）並不能被強加給像我這樣的女人，我們認為質疑性別角色 [譯註9]、同時為自身的性發聲是女性主義的核心宗旨。」您或許會深感震驚，甚至難以置信：我們竟連「性是真實的」都不能說！這句話在此情境下的運用，正達成了其設計目的——激起憤慨。而憤慨正是故事之所以得以延續、積聚動能的關鍵。所謂「人們因主張性的真實性而遭解僱」的說法不僅虛假（若檢視具體案例，解僱原因絕非如此，此論斷無法脫離更廣泛的語境），更因不斷流傳而逐漸具象化——透過反覆傳播，它憑藉以訛傳訛最終三人成虎。「性是真實的」已成為當代的流行語，正如「基於性的權利」（sex-based right）近年成為流行語——透過網路快速檢索顯示，此詞彙直至2018年才被女性主義者頻繁使用。「性是真實的」是諸多斷言中的一項。性是真實的。性是物質的。性是不可改變的。性是生物學。性是客觀的。性是科學。伴隨這些關於性是什麼（what sex is）的斷言，衍生出對性別不是什麼（what gender is not）的反向暗示：性別並非真實的。性別是非物質的。性別是主觀的。性別是刻板印象。性別是意識形態。
我們從詞彙的使用方式中了解詞彙；一個故事之所以透過某些詞彙講述，通常事出有因。女性主義口號之所以變成了「要性不要性別」（sex not gender），正是因為「性別」一詞所牽涉到的對象。朱迪思·巴特勒教導我們說：反性別運動爭論的不一致性，正產生某種效果。反對某事的爭論愈不一致，所排斥之物愈形模糊。目標愈是游移，愈易落入彀中：性別認同、性別觀念、教導性別、性別研究、跨性別者不僅被混為一談，而且在這麼做的過程中變得更具有威脅性。另一種說法是，性別這個詞變得具有黏著度；性別越流動，越多人被沾黏。[原註5] 如若跨性別者牽涉到性別，且性別被視為非物質的，那麼跨性別者或跨性別身份認同也就變成非物質的。您只需要在推特帳戶上寫「性是真實的」，就能表明對一系列立場的附和或效忠，這是不言自明的：跨性別是意識形態而非科學，是感受而非事實，是非物質而非物質，是主觀而非客觀。這些詞彙本身最終可能產生達到貶低或「非現實化」（“de-realising”）跨性別者的效果。這得以更微妙或更不微妙的方式來完成。當一個「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網絡被建立起時，它被描述為關注「性的身體重要性」（“how sexed bodies matter”）[譯註10]，是在批判「限制人們的性別刻板印象」（“constraining stereotypes of gender”）。一旦我們洞見性和性別一向以來的功能，它們牽涉到誰而非另一群人，我們就能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但是，對一些人來說，這一點並非顯而易見。我們的任務之一，正是試圖顯化它。
不僅「性」和「性別」這些詞彙被用來貶抑跨性別者的現實地位與正當性，連包容跨性別的計畫也被包裝成對女性主義的排斥，彷彿跨性別者正試圖用他們的詞彙取代我們的：「如果我們將『性』替換為『性別』作為思考自己的方式，將更難應對基於性的壓迫（sex-based oppression）。」因此，隱含的敘事是：如果我們接納跨性別者，性將被替換，甚至女人將被替換，或者我們將失去談論我們歷史所需的詞彙。一個短語可以帶來一連串的聯想史。「如若性並非真實的，那麼也就不可能會有同性吸引力（same-sex attraction）。如若性並非真實的，全球女人的生活實在（the 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就會被抹消。」首先，這句話彷彿暗示了有人正在宣稱「性是不真實的」。但我並不認識任何會說出這種話的人——縱然我知道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能夠意識到，借用瑪麗蓮·弗萊（Marilyn Frye）1983年重要著作書名的詞彙「實在之政治」（the politics of reality），至少就我們探討人類如何組織與理解自身而言，所謂的「實在」是複雜且經過社會中介的。有關這點，我們稍後詳談。但讓我們先來質疑那個說法：難道沒有了「性」這個概念，我們就無法談論全球女人的生活實在了嗎？
有許多女性主義者質疑我們是否能談論「全球女人的生活實在」這樣的概念。我想在此強調，這些並非新的挑戰。任何熟稔女性主義歷史的人皆深知，甚至「女人」之的分類，一直都受到女性主義者的質疑；它很少成為讓我們得以彼此團結的原因。女人的分類所受到的質疑，與「性」的分類 [譯註11] 所牽涉的包袱有關（縱然不只是如此）。
有些人必須堅持他們是女人。我們可以想到索朱納·特魯斯特（Sojourner Truth），她是一位黑人女性和前奴隸，於1851年在俄亥俄州阿克倫的婦女大會（the Women’s Convention in Akron, Ohio）上說：「難道我不是女人嗎？（“Ain’t I a Woman?”）」正如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所指出的，特魯斯特在她的演講中提到了她自己身體的力量——以她的勞動身體——來挑戰對婦女權利運動者提出「較弱小的性」（the “weaker sex”）之論點（1981年，第61頁，另見hooks 1987年之著作）。
有些人必須堅持他們不是女人。我們可以想到莫妮克·維蒂格（Monique Wittig），她是一位女同志女性主義者，於1978年在紐約參加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大會時說道：「女同志不是女人（lesbians are not women）。」這個大膽的主張是不可或缺的，以便於維蒂格揭示「女人」的分類如何在歷史上被作為異性戀的命令，「女人」如何存在——或者該說是被要求存在——是與男人有關的。[原註6]
單靠「性」這個詞並不足以讓我們團結。正因如此，無論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皆需透過對話來尋求共識。縱有許多不同的女性主義觀點百花齊放，但對生理性別概念的批判從未缺席。例如，黑人女性主義者不僅挑戰「女人」這個分類，還挑戰了性和性別的自然性。正如切·戈塞特（Che Gossett）有力地總結的那樣，「從卡姆比河集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1974年成立迄今的一個黑人女性主義集體）及其對生物本質論的批判 ——將其視為『建構政治的危險和反動基礎』 ——到黑人女性主義的跨性別系譜， 黑人女性主義總是已經是跨性別的（Black feminism as always already trans）[譯註12] —— 許多作家都已將二元性別分類及二元的醫學性別指派問題化和麻煩化了」。即便是被認為不受性的分類困擾之女性主義傳統，例如基進女性主義，實際上也深受影響。例如，安德烈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著的《仇女》（Women Hating），對她所謂基於「兩個不同的生理性別」（two discrete biological sexes）的「傳統性差異生物學」（the traditional biology of sexual difference）提出了一種基進女性主義式的挑戰（1974年：第181、186頁）。
我將回顧這些批判性的分類之女性主義歷史，因為它將有助於我解釋「只批判性別而不批判性」（critiquing gender but not sex）[譯註13] 的方向導致了性別保守主義。指出該女性主義批判的歷史，實際上是在干擾一種性遭到抹消的敘事。事實上，正是這種批判式的女性主義歷史必須遭到抹消，才能講述性遭到抹消的敘事。
聲稱性已被抹消的說法不僅不斷重複並給予了原因（酷兒理論、跨性別意識形態、跨性別者、性別酷兒、非二元性別者、藍髮人、玻璃心學生；是的，越多越危險），而且通常是另一個更強的禁止的基礎。故事約莫如此：我們必須說「性是真實的」，因為性別（那個虛構的、那個感覺、那個意識形態）被「強加於」我們，這代表我們不被允許談論性或女人（再次強調，這個滑坡推論對這個說法極為關鍵：所謂生理性別若非物質性或不變的，女人將會消失）。而這還涉及到某個人遭到另一群人禁止的說法：所以，故事是這樣說的，正是因為某個特定的團體有一個議程，我們才不能談論我們想要或需要談論的事情。歷史上，女性主義者常被塑造成施加限制的一方——不是因為她們懷有特定議程，就是因為這本身就是她們的議程（我們不能稱女人為「親愛的」！必須稱呼女士！不能用男性稱謂泛指所有人！）。事實上，任何試圖挑戰規範與慣例以使其更具包容性的人，都會迅速地被判定為限制他人自由。雖說規範本身就是種限制，但對其受益者而言卻可能感覺像自由。因此挑戰規範幾乎總是被視為限制他人自由的行為。
這不僅是種苦澀的諷刺——那些常被用來對付女性主義者的手段，如今竟被「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用以對付跨性別者。這更揭示出了「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的廬山真面目：她們甘願訴諸此類手段。為何「性」已然成為一種策略，不僅是立場，更演變為計畫？當某些人將性視為自然、物質的存在，卻將性別視為非自然、非物質的存在時，某些人便被歸類為「非」——非自然的、非物質的，甚至非真實的、虛幻的存在。危險正潛藏於這個「非」字之中。當性被策略運用、轉化為計畫時，跨性別者不僅被視為非自然、非物質的存在，更被貼上強大又危險的標籤。
在我的研究中，我長期關注陌生人威脅現象——探討某些身體如何成為「不合時宜的存在」，以及危險（與暴力）如何被定位於那些被視為不屬於此地的人身上。所謂陌生人威脅，正是指危險如何被歸咎於外來者。 [原註7] 我主要關注的是種族主義問題。「陌生人危險論」往往透過將暴力行為內化或歸因於特定群體來運作（例如當穆斯林背景者實施暴力時，此暴力便被視為伊斯蘭教的表現）。「陌生人危險論」如同精密運轉的機器：正因被頻繁運用，其極為奏效。 [原註8] 許多恐跨的騷擾行為，皆透過「陌生人危險論」的邏輯運作：跨性別者不僅被定位為「格格不入」的異類，更被塑造成威脅「既定秩序」的存在。試想「性別極端主義」等詞彙的運用——它們藉藉借用種族化論述（極端主義一詞向來更易貼在特定群體身上），營造出模糊的威脅感。請注意「跨性別說客」甚至「跨性別塔利班（“the trans Taliban”）」等詞彙的普遍用法，它們暗示某種強大的幕後黑手操縱著各項行動。恐跨並不代表個人必然對跨性別者懷有敵意或恐懼——這並非關鍵所在。恐跨描述的實質過程，是將跨性別者建構為危險存在、令人畏懼的對象。正如「陌生人危險論」透過誇大排斥對象的權力來將危險歸咎於外來者，同時也塑造出受威脅者形象（通常為兒童）。當代恐跨則暗示跨性別者正危害兒童（某篇報導標題寫道：「您恐跨嗎？我也不是，我們只是擔心孩子」）。
陌生人危險論同樣在內外之間劃出一條界線，被視為保護所需的邊界。正因如此，某些人會被視為「打擾」他人；有時僅僅只是因其存在方式本身。某個類別亦可能被視為封閉；例如，一扇能用來關閉「女人」分類的門。必須補充的是：無論封閉性如何假以自然或必要之名，終究取決於行動；當既定詞彙的界定方式涵蓋了不願納入的對象時，例如欲將「女人」重新定義為「成年人類女性」，便需創造新的詞彙。正因如此，以特定詞彙開啟辯論本身，便可能將某些人排除在外。當然，我們不應以這種詞彙框架進入辯論。
性別同樣能被轉化為陌生者（是的，某種思維範疇可被視為陌生者），被塑造成強加於自然或生物現實之上（女人淪為「天生女人」）。將性別轉化為陌生者的過程，部分體現於將性（通常是指所謂生理性別）視為自然、天生甚至原生的——彷彿這些分類本身並非勞動的產物，彷彿我們從未參與其建構與塑造。[原註9] 當性別分類成為陌生者，那些被假定依賴此類別維繫存在的人們，也隨之成為陌生人。某個類別被扭曲成陰謀論。典型案例便是LGB聯盟將英國同志團體「石牆組織」（Stonewall）使用「性別」一詞的行為，視為抹去所謂生理性別連帶消除同性吸引力（same-sex attraction）的陰謀證據。因此，如果人們談論被「同性別」（same gender）的人吸引，這便可能被解讀為是在迫使女同志與跨女（實為「生理男人」）發生性行為的陰謀。難以想像任何關注平等與社會正義的人，會將此類觀點視為偏見之外的證據。然而，他們確實如此看待，甚至據此發表報紙文章。
請記得，性和性別之分其實是相對近期才確立的。這條界線有時僅是為方便而劃定，有些女性主義者採用它，另一些則提出質疑（其中部分質疑者正是最初採用者）。在英國法律中，性與性別往往可交替使用。若某個人具備性別重置的受保護特徵（採用2010年《平等法》的用語），則其已改變了性（“have changed sex”）。遵循詞語的演變即是從中學習。日常語境中，性別一詞的使用頻率往往高於性。我記得2001年我首次出女同志櫃時，我家族的一位親戚使用了「同性別」（same gender）的說法。他說：「所以，妳與一個同性別的人墜入愛河。」事實上，很難不注意到在平等機會表格上，有時會使用性別而不是性來代指「男人」和「女人」。我懷疑人們通常使用「性別」一詞而非性是種禮貌的方式，因為它不像性（sex）那樣喚起身體和慾望。[譯註14] 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使用性和性別都很模糊。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可能是因為性和性別都很模糊，這就是為什麼任何試圖清楚它們是什麼，任何創造的界線的嘗試都會使我們與日常語境脫節。所謂「跨性別運動者強加性別觀念」的論調，不僅純屬謬誤（只需追溯詞語在時空中的演變便能輕易證實），更具有策略性。此舉使「跨性別極端分子」的形象得以流傳，將其塑造成施加限制的群體。換言之，所謂跨性別遊說團體強加性別框架的論調之所以被反覆宣揚，正是為了將跨性別群體爭取平等的抗爭，貶低為某種產業的形成。這種論述使跨性別者被定位為掌握或揮舞著他們本不具備的權力。
沒有比使用「跨性別極端分子」或「跨性別說客」等詞彙更明顯的恐跨證據了。[原註10] 當然，若您甚至使用「恐跨」等詞彙來描述這些論述機制，便會被判定為試圖限制言論自由——這又回到了先前的論點。在此我想強調另一點。我已指出，「極端主義」這類詞彙對某些群體的貼合度遠高於其他群體。請記住：目標越是模糊，被涵蓋的範圍就越廣。一竿子變成滑坡，跨性別極端分子變成性別認同極端分子。「性別認同極端分子並非追求跨性別平權——公眾本就支持人人平等。真正的操縱手法是將其扭曲為跨性別至上主義。宣傳機器與制度挾持的結合，已使直面現實成為危險之舉。」接著，性別認同極端主義者又被污名化為性別極端主義者。「在性別極端主義圈內，使用基於性的代名詞（sex-based pronouns）竟被視為仇恨行為，甚至被列為仇恨事件處理。公開宣告自身性別代名詞的人實為迎合此種極端主義。」然後「性別」一詞本身已隱含極端主義意涵，無需再使用「極端主義者」字眼。事實上，將性別本身極端化，可與性別被虛無化的過程互相連結，甚至成為要求終結跨性別者存在的論述基礎。因此，在最近的LGB聯盟會議上，一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反對使用「性別極端主義者」一詞，因為她聲稱該詞暗示跨性別者本身並非極端立場。對她而言，宣稱跨性別者存在才是極端主義。在她眼中，跨性別者根本不存在。她如此宣稱時，竟獲得滿堂喝采與如雷的掌聲。我們必須聽見這陣掌聲背後的暴力。「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無論其立場多麼分歧且自相矛盾——正為這類仇恨言論提供了宣洩管道。
那些被視為最禁忌的言語行動，往往也是最受推崇的；種族主義與恐跨皆是如此。當您宣稱「性是真實的」，或更激進地聲稱「我不被允許承認性的真實存在」，抑或「我因主張性的真實性而遭受打壓」時，您終將成為輿論平台；您越是發聲，獲得的發聲機會就越多。您不僅會獲得舞台，更會受到保護——這類保護通常以捍衛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之名呈現。換言之，禁忌正被煽動。而那些因此等觀點（不僅是表達方式，更是煽動手法）而感到不安或受傷害的人們，其憂慮往往被視為無關緊要而遭受漠視。
這恰恰說明了為何看似簡單的發言，如「性是真實的」或「要性不要性別」，其實是一段更長期、更暴力歷史的縮影，一個某些人被變得危險，或某些人被迫消失的歷史。[原註11] 參與這種論述體系，使用那些流行口號，將自己定位為因使用這些詞彙而遭噤聲——這無異於投身於一個企圖阻撓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性別酷兒與性別不羈者按照自身方式生存的計畫。這無異於投身於一個與跨性別者、酷兒及女性主義者訴求解放於強制性／別體制束縛相悖的計畫。是的，我強調跨性別、酷兒與女性主義的解放，因為我們的解放指向同一個方向。
我先前指出，那些遭女性主義者質疑的詞彙，唯有抹除大量更具批判性的女性主義歷史，才能被化為口號，彷彿它們蘊含真理。換言之，將跨性別者排除於女性主義之外的企圖，最終也將女性主義本身排除在外。讓我們回顧安德莉亞·德沃金對性差異生物學的基進女性主義批判。她進一步闡述：「荷爾蒙與染色體研究、開發新型人類生殖手段的嘗試（在科學家實驗室中創造或大幅輔助孕育的生命）、對變性者以及兒童性別認同形成的研究，皆提供了挑戰『存在兩種分立的生理性別』觀念之基礎資訊。該資訊帶來的威脅將傳統的性差異生物學（traditional biology of sex difference）轉變為基進的性相似生物學（radical biology of sex similarity）。這並非主張僅存在單一的性，而是指出性的多樣性。相關證據其實很簡單：所謂『男性』、『女性』、『男人』、『女人』等詞彙之所以被使用，僅僅只是因現階段尚無其他稱謂或詞彙而沿用」（1974年，第175-6頁）。德沃金主張道，在「男女分立」（male-female discreteness）文化中，跨性別者處於「緊急狀態」，並指出跨性別者應獲取荷爾蒙治療與手術，因其擁有「依自身條件生存的權利」（第176頁）。若德沃金曾設想變性者可能在某種假想的未來中消失，這僅存在於她認為涇渭分明的性（discrete sexes）亦將消亡的論述脈絡。無論我們如何評價其中性（androgynous）[譯註15] 的解決方案，德沃金的觀點揭示：基進女性主義——這種根源於女性主義精神的思潮——必須建立一套基進的性與生物學模型（a radical model of sex and biology）。
我再次想起德沃金對生存的強調，對跨性別者以自身方式生存的權利之主張。我想起奧菊·羅德（Audre Lorde）的話（1978年，第31頁）： 「我們當中有些人，從未被允許倖存。」奧菊·羅德（1984年，第112頁）亦指出：「那些置身於社會對『可接受女人』定義圈外的人們」深知求生「並非學術技能」。倘若那些「身處社會對可接受女人定義圈外」、被迫為求生存而奮鬥的人們，其關於性與性別的理論能獲得重視，其對詞彙的審視與對可接受標準的質疑能受到傾聽——那我們便無需在此進行對話或說出這些。
在強制的性／別體制中求生，對某些人而言——包括跨性別者與酷兒群體——可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我們的政治主張，很大程度上源於在這個非為我們設計的體制中求生所需採取的行動。或許要生存於某個體制中，我們必須先拆解它——借用奧菊·羅德的話來說，就是拆解主人的房子，一點一滴剝離它的根基。由此我們開始理解，為何性別批判女性主義最終淪為性別保守主義乃至社會保守主義：非但未能拆解主人的房子，反而淪為他的工具。若社會性別具有創造兩種涇渭分明的生理性別之效果，將所謂生理性別視為根源，便等同於再製我們所欲拆解的體制。[譯註16] 換言之，如果我們批判性別卻保留「性」的概念，或是將「性」視作超脫男造歷史（man-made history）[譯註17] 的存在，無異於將體制的效應轉化為我們的訴求，從而維繫體制。主張空間應區分不同的「性」，實則複製了性／別體系。當「性」被徵召以發揮作用時，它實際上所發揮的是一種組織（organising）而非作為起源（originating）的作用。若將「性」視為這套組織的起源，實則是掩飾了人為建構的痕跡；而這正是性／別體系的運作手法。這說明了：一旦「性」被視為超脫於歷史的存在，那些性別常規（gender norm）與軀體常規（somatic norms）——界定著女人本該如此、男人理當那樣，以及他們究竟是誰、是什麼——便會被行使發揮，同時又將其人為痕跡遁於無形。[譯註18] 正因如此，我們如今目睹越來越多保守評判——以女性主義之名，藉以定性其本質與表象。
這些判斷的組成是圍繞著一個假設，即您總是可以透過外表來辨別男人和女人的差異。以下是對一些「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大眾讀物的引用。「人類通常，包括兒童，大多數情況下有能力僅依靠視覺外表來辨別他人的生理性別。大多數情況下，正確辨別他人生理性別的能力根據一種認知啟發法，顯然並非毫無差池的。」這是一種對社會感知性質非常老式和簡化的理解，似乎並未受到任何批判或女性主義文獻的影響。然後作者還寫道：「我們的批判者認為，人類辨別他人生理性別的唯一方法是『檢查生殖器』，並且這是維護性分離空間（sex-separated spaces）所需的，這是不誠實的。如果這是真的，約會永遠不會開啟，性主義（sexism）[譯註19] 也是如此。」居然有人會聲稱，除非您能辨別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差異，否則性主義根本不會「開啟」，這令我感到難以置信。畢竟女性主義者已然表明，性主義正是關於對那些辨別方式的鞏固 [譯註20]。穩定的感知並不指向自然，而指向歷史。意識形態即是化作自然的歷史。
另一位作者將判斷他人性的能力描述為「精緻」，此詞不僅暗示精準度更蘊含美感。作者原話如下：「由於演化賦予人類幾乎能瞬間且精準辨識他人性的能力，唯有極少數跨性別者能『偽裝』成其期望的性。因此要將他們視為該性，旁人必須刻意忽略感官傳遞的訊息。」這段讀來宛如進化心理學的拙劣版本（難道還有其他版本？恐怕沒有）。女性主義是一種感官的教育學（a pedagogy of the senses）：我們是透過致力於「反學習」的政治實踐，才真正理解感官如何被訓練、感官究竟在傳遞什麼訊息。那些看似擾亂感官、製造困惑者（您是男生還是女生？您到底是誰？您究竟是什麼？），正是那些未能再制某種歷史的人。酷兒與跨性別女性主義正是在這種失敗中，發掘出革命的潛能。我們學會不去妄下斷言。我們彼此詢問該如何稱呼對方——避免預設不僅是種善意，更是解放的關鍵。當某個詞彙或世界無法讓我們感到自在時，這不僅是我們認識該詞彙或世界的途徑，更是開啟其他可能性的契機，讓我們得以重新編排自身與世界的樣貌。[原註12]
當我們將性視為自然之事，便無法看見那些形塑我們世界觀的規範——包括與我們共享這個世界的其他身體。[原註13] 規範正是如此運作的：不顯露其規範性。[原註14] 如此多的暴力遵循著我們看不見的規範，這也代表存在著更多我們未曾目睹的暴力。無數身體——我們的身體——終將顯得錯誤、怪異、格格不入，只因它們無法符合標準。許多順性別與跨性別女人都曾被告知：她們越界了；她們走錯房間了；她們並非真正的女人——只因她們的表徵符合或違背了既定標準。當然，我在此描述的暴力多半源於性／別體制。這正是女性主義運動致力於挑戰該體制的原因。相反地，某些「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竟合理化針對性別不羈者施暴的行徑，聲稱此舉是保護女人的必要手段。她們寫道：「鑑於人類辨別他人生理性別的能力偶有失誤，主張為女性保留同性空間（如廁所、宿舍及更衣室）意味著：有時這些空間內的女性會被誤判生理性別；有時這些空間內的男性則不會被視為男性。我們認為前者是權衡後必要的遺憾代價，但相較於女人專屬空間因自我認同政策而實質成為男女共用空間所造成的更大傷害，此等代價相較下仍不足掛齒。」主張「同性空間」的論點要求使用者充當警察角色。為同性空間的界線進行執法，實質上即是在為了女人連帶（womanhood）界線進行執法。莎拉·富蘭克林（Sarah Franklin）曾精闢地將「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形容為「女性主義脫歐派（feminist Brexiteers）」。她寫道：
透過守護女廁的神聖性以維護性別正義的許諾，正如脫歐派許諾拯救英國免於經濟崩潰般，皆是反動恐慌與迷茫的徵兆。這絕非可信的許諾，而是由短視的憤慨驅動的雪泥鴻爪。正如那些承諾「奪回國家邊境控制權」的脫歐領袖，許諾拯救「真實的女人特質」的女性主義脫歐派，正將性別作為代理符號——用以追憶他們自認已喪失的過往、捍衛他們感到受威脅的身份認同，並將自身塑造成一場戰役中的受害者與先知。(2022年，第137S頁)
如同所有懷舊情結，「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的懷舊情結同樣偏離了核心——她們渴望回歸的狀態，從未以想像中的形式存在過。這份對失落之物的追憶，往往營造出該物曾真實存在的錯覺。對逝去事物的念往，轉瞬便可能化作保護的許諾。由此，歸還失物之約、監控機制與暴力行為之間便產生了關聯。所謂保護，常被冠以「守護女人免受於暴力」之名。對許多女人而言，所謂保護即是暴力。針對性別不羈女人（無論順性別或跨性別）的暴力，被視為源於所謂生理性別的監控體系之必然代價。請注意，這可悲的代價向承受者傳遞了何等訊息——那些遭攔截盤查、遭受騷擾的對象。或許您也正被暗示：若不想身陷險境，就該改變自身行為；若您不想被質疑為何有權可以進入女人的空間或設施，那您就該努力符合社會對女人外貌的期待。這實質上是性別規範論的論述——縱未言明——宣稱女孩應當像女孩（且我們能辨識其為女孩），男孩應當像男孩（且我們能辨識其為男孩），如此方能確保「安全」，因而更甚為「理想」。
一位「性別批判」學者在其著作中引用某篇部落格文章，該文將首選代名詞（preferred pronouns）比擬為迷姦藥。其論點暗示：若那些不符合狹隘女人外貌標準者要求以「她」（she）稱呼，將造成感知混淆，導致其他女人的反應遲緩。該文作者更暗示跨性別女人刻意利用這種感知混淆來佔順性別女人的便宜。這種將跨性別女人刻板化為性掠食者的論調，實屬令人深感不安的，更是赤裸裸的厭跨女（transmisogyny）表現。我猜想部分「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對此應不甚苟同。然而，將跨性別女人與對順性別女人的威脅掛鉤的論述，無需依賴此刻板印象仍可成立——甚至能透過看似挑戰刻板印象的方式來強化。縱然該書作者不認同部落格作者將跨性別女人視為性掠食者的假設（她甚至稱此為「恐嚇宣傳」），卻仍將該部落格列為可靠來源，從而賦予其作為資訊來源的公信力。她依然堅持該部落格的核心論點：「配合他人首選代名詞對女人而言具有危險性。試圖配合代名詞者所面臨的認知劣勢將如出一轍」。當她提及「認知劣勢」（cognitive disadvantage）時，實則暗指身體上的危險。任何延緩女人對潛在施暴者認知反應的因素，都可能對她們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請注意此處暗示的危險源於配合行為——透過配合首選代名詞（此處作者沿用同段落中「跨性別行動主義」的表述），女人將處於劣勢，面臨健康、安全或福祉遭受「極度嚴重損害」的風險。
將配合首選代詞與危險性掛鉤的關聯，暗示著安全取決於清晰度——身體必須歸類，或被「精確地生理性別化（accurately sexed）」。換言之，那些無法精確歸類為男人或女人、無法符合「他」或「她」應有樣貌的人，便被視為危險。必須明確指出：任何要求人們清晰劃分男女的訴求，皆源於父權世界觀。但當性被視為物質存在、所謂生理性別被認定為不可改變時，便衍生出要求身體歸類、呈現為「男人」或「女人」的規範。所謂生理性別被用來劃定社會界線，而我們不僅有權力，甚至負有道德義務去執行這道界線。任何代價都僅成了必要之惡。在此世界觀中，偏離規範都會被視為危險甚至致命的。正因如此，當「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將兩種生理性別視為超越性／別體系的先驗存在，而非其產物時，她們非但未鬆綁該體系對身體的掌控，反而加固了其桎梏。若欲讓女性主義真正呼吸入內，我們必須鬆開這道枷鎖。
原註1：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性別研究系列的一系列部落格文章非常有幫助，可參見https://blogs.lse.ac.uk/gender/tag/anti-gender-politics/ 。 // 返回閱讀
原註2：保守派常識團體（Conservative Common-Sense Group ）所編纂的著作中，有篇論述將針對英國的攻擊描述為「非屬物理層面，而是哲學、意識形態與歷史層面的攻擊」。除了探討移民潮如何使人們感到待在故土如臨異鄉，或倡議者如何挑戰英國歷史敘事外，文中亦含糊提及性別議題：「千年來廣為人知的詞彙如『男人』與『女人』，如今竟成了充滿情感張力且危險的存在。」性二元（binary sex）與種族純淨（racial purity）的虛構概念緊密相連，這也解釋了為何往往管控性邊界（the borders of sex）等同於管控國界。欲探討反性別女性主義如何被視為女性主義的脫歐現象，請參閱富蘭克林即將出版之著作。 // 返回閱讀
原註3：有關我的引用文獻政策的解釋，請參見我之前的文章〈掃興的承諾〉（Killjoy Commitments）。我之所以未點名具體作者，是因我無意與「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展開對話。我僅試圖診斷：將跨性別者排除於女性主義之外（進而剝奪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人——為生存所需的諸多公共服務），如何導致與核心女性主義原則自相矛盾。我深知若「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讀到本文，想必會歪曲並否定我的論述。對此我毫不在意。 // 返回閱讀
原註4：關於「性／別」之分如何透過約翰·莫尼（John Money）對雙性人社群的研究引入性別研究領域的探討，請參閱珍妮佛·戈曼（Jennifer Gorman, 2009）。戈曼同時探究了蓋爾·魯賓（Gayle Rubin）提出的「性／別體系」模型與莫尼研究成果之間的關聯。 // 返回閱讀
原註6：「女人」一詞的歷史教導我們，人格的類別與所有權的歷史緊密相關：「女人」源自於古英語「妻」（wif）和「人」（man）的組合；女人作為妻子-人（wife-man）也暗示著女人作為女僕。女人的歷史無法與妻子的歷史相互分離：女人不僅是因與男人的關係而存在，更是為男人而存在（女人作為「為此存在」，因而成為「為男人而存在」）。維蒂格主張女同志不屬於女人的範疇，因為「女人」是依附於男人關係的存在。維蒂格將女同志稱為此體系中的「逃逸者」（escapee）。 // 返回閱讀
原註7：陌生人危險論（stranger danger）本身可能很危險。對那些「被視為陌生人」的人而言，這種威脅同樣危險：那些常被視為危險分子的人，往往正是最易遭受暴力侵害的弱勢群體。但這種威脅之所以危險，在於它刻意忽視了真正的危險所在——就在這裡、在家中、在家庭內部。例如女人在家中的風險往往更高。所謂陌生人威脅，正是用來掩蓋那些近在咫尺的暴力行為。 // 返回閱讀
原註8：我在我的第二本著作《陌生的相遇》（Strange Encounters）中開始探討「陌生人危險論」作為框架的運用。我的研究主要聚焦於「陌生人危險論」作為種族化技法的運作機制。塑造陌生人的關鍵在於：無論個體有何獨特之處，最終都將成為某個群體的象徵。理解此機制如何作用於媒體對暴力的報導至關重要。以反穆斯林種族主義為例：當穆斯林實施暴力行為時，該暴力便被詮釋為穆斯林群體的暴力特質（此論述隨即演變為反對移民或強化國安措施的論據）。許多反跨性別報導同樣運作：將跨性別者施暴的個案，渲染成代表群體暴力的象徵（進而迅速演變為反對「性別意識形態」、或禁止跨性別者依其性別認同生活等論述的根據）。 // 返回閱讀
原註10：如果性別是一個游移的目標，那麼恐跨也是如此。在目前，「生物學」和「生理性別」是主流論述；在其他時期則會加以強調「社會化經歷」（socialisation）而非生物學：跨性別女人因被社會化為男人並享有男性特權，因而無法成為女人。[譯註21] 在此語境中，社會因素而非生物因素成為不可改變的本質：彷彿社會化僅有單向效應，也僅關乎單一類別（性），且日常生活中並不會出現因個體是否體現該類別而產生爭議。女性主義本身便仰賴社會化未能塑造出自願接受性別化的主體。另一種典型論點是：所謂的「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作為醫療實踐體系，仰賴於性別本質主義觀念——因其矯正性別不羈行為，且受到異性戀主義指令（heterosexist imperative）所形塑。當然，跨性別理論學者數十年來的研究，早已批判性別與異性戀規範如何在醫療機構內成為真理的運作機制；這些研究揭示：為獲取手術與荷爾蒙治療，跨性別者必須運用性別腳本編織出權威機構可解讀的敘事——從珊蒂·史東（Sandy Stone）出色的〈帝國的反擊：後變性宣言〉（[1987] 2006年）到迪恩·斯佩德（Dean Spade）（2006年）和莉琪·威爾金斯（Riki Wilchins）（2014年）的最新作品。這些作品顯示了如何無法在性別體系獲得容身之處（這需要您「留在」出生時由當局指定的性別）可能涉及對該體系更加警惕和反思（縱使非常重要的是，不要期待那些不被一個體系容納的人成為該體系的先驅或規範突破者）。我認為反跨性別女性主義工作中正在進行的是對「女人」進行排斥和界定的願望，無論根據什麼基礎，其目標都不斷地游移（the target is a moving target）。// 返回閱讀
原註11：我在早前的一篇文章〈您在壓迫我們！〉（You are Oppressing Us!）中如此表達：「當參與對話的同席者之中，若有人實質上或意圖上主張要消弭同席的其他發言者時，對話便不可能存在。當您與那些希望將您從對話中排除的人（因為他們不認識對您的求生所必需的東西，或者因為他們甚至認為您是不可能存在的）進行『對話和辯論』時，那麼『對話和辯論』就變成了另一種抹消的技術。因此，拒絕進行某些對話和某些辯論可能是求生的一個關鍵策略」。 // 返回閱讀
原註12：那些身處異鄉者，反而能更深刻地理解類別的本質，這正是跨性別研究能產出性別、性與性相（sexuality）領域最重要成果的原因。請容我加以補充：若將「身份認同」（identity）與「情感」（emotions）視為相對於「性」（sex）而無關緊要，無異於遺忘過往女性主義的諸多貢獻。我甚至聽過某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宣稱不相信性別存在，因為性別關乎感受，而她是唯物論者！其實有大量重要文獻闡明：情感如何運作、我們如何感知客體與他者——這些既是身體的、內在的，亦關乎判斷；它們如何引領我們認識自我與世界。當身體感受失調，當自我認知錯位，要讓一切歸於正軌需要艱鉅的努力與艱難的轉換歷程。我本身是順性別女人，但從跨性別者描述的性別轉換歷程中，我深刻理解了這個過程的情感與生物層次（physical nature）。當談及「感覺不對勁」的本質，或這種「不對勁」究竟是何種具體感受時，我總會聯想與異性戀有關的自身經歷。我憶起當時耗費的心力與漫長光陰，才讓身體那股強烈、真實「這不對勁」的感受，最終驅使我改變處境。有時感受本身便具有創傷性，因為您從中體悟到：要重塑自我與生活以獲得喘息空間，需要付出多麼巨大的代價——即便這重塑過程蘊含著喜悅、希望與可能性。將他人對性別的感受視為無足輕重，正如我聽聞某些人所為，這不僅是反女性主義的，更是極其不道德的行徑。 // 返回閱讀
原註13：性和性別慣常地作為一系列背景預設而存在。這正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對女性主義如此有用的原因。現象學亦協助我們思考身體如何透過習慣——那些隨時間反覆演繹的行為模式——而被塑形。西蒙·波娃或愛麗絲·瑪麗恩·楊（Iris Marion Young）是一些揭示我們如何透過與我們身體的關係成為女人的女性主義哲學家。生物學確實重要，但生物學始終是我們歷史處境的一部分。對於波娃來說，「女人並非一種固定的現實，而是一種生成的過程」（“woman is not a fixed reality, but a becoming”）。對於波娃來說，「身體是我們掌握世界的媒介，也是人生計畫的輪廓」（the “body is our grasp on the world and an outline for our projects”）。這代表波娃確實承認身體及其限制，甚至可能論及女人身體的特定性質，但正如她所言：「這些特質本身並不承載意義」（“they do not carry their meaning in themselves.”）。即便是物質，也是被賦予意義才成其為物質的（Even matter is made to matter）[譯註22]。因此我們得以去自然化所謂「生理性別」的範疇，轉而探討身為性別化存有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s as gendered beings）[譯註23]。事實上，當我們不再將性視為超脫社會文化領域的存在而加以括除時，可供討論的面向，反而更豐富而非更匱乏。我們能談論肉身的脆弱與衰老；當然，我們仍可探討女人的身體，而無需預設誰是或不是「女人」。 // 返回閱讀
原註14：因此，某項計畫旨在揭示規範，使其顯現。這在語言學上至關重要。當您說「女公車司機」卻不說「男公車司機」時，男人便作為規範存在。男人常處於未標記狀態（Man is often unmarked），因此我們將男人標記為規範，若需表述時，便開始說「男公車司機」。白人身份往往是預設值，這代表提及種族時，實則指涉有色人種。我們透過使其現身來標記未標記者（We mark the unmarked by making it appear）。「順性別」一詞正是標記未標記者的另一嘗試，旨在使規範可見。聲稱「順性別」是貶義詞，猶如指控「白人」、「男人」或「異性戀」是貶義詞。人們對這種定位方式的反應，正揭示出規範的運作方式。 // 返回閱讀
譯註1：「反性別運動」主要源於右翼民粹主義、保守派宗教勢力（如梵蒂岡及基督教右派）與威權政權。該運動將「性別」（gender）及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斥為破壞傳統家庭、婚姻與國家文明的「外來入侵」，其攻擊目標廣泛涵蓋了女性主義、LGBTQIA+ 權益、性健康權益、生育自主權與學術界的性別研究。 // 返回閱讀
譯註2：「性別批判」（gender-critical）是當代反對跨性別包容（anti-trans-inclusion）運動人士所採用的自我指稱標籤；這與「排跨基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簡稱 TERF）這個通常由外界冠上的稱呼不同。追溯其術語系譜，性別批判實際上挪用了女性主義早期的「廢除性別」（gender abolition）概念。蓋兒·魯賓（Gayle Rubin）在名篇《交易女人：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The Traffic in Women）中率先提出了廢除性別的政治構想。隨後，反跨女性主義學者希拉·傑弗里斯（Sheila Jeffreys）在其 2014 年的著作《性別傷害》（Gender Hurts）中以「性別廢除主義者」（gender abolitionist）自居，這個詞彙後來才逐漸演變為現今的「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若讀者欲深入了解這段理論流變，推薦參閱芬恩·麥凱（Finn Mackay）的著作《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論戰》（Female Masculinities and the Gender Wars）。麥凱在書中精闢地指出，第二波基進女性主義原先旨在批判並廢除「作為社會建構的性階級」，是一種極為「反本質論」的立場，然而在當代的性別論戰中，這個立場卻被挪用為反跨的陣地。麥凱也提醒，大眾論述往往將「性別批判」與正統的「基進女性主義」混為一談，這掩蓋了兩者在政治目標上的根本差異。 // 返回閱讀
譯註3：此處的 “reality” 翻譯為「實在」，因為本篇文章大量涉及到西方哲學「實在論」（realism）跟「觀念論／唯心論」（idealism）之間的張力。另外，在女性主義傳統中，“reality” 與其說是「現實」，更多所指涉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由社會互動及關係產生的「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 // 返回閱讀
譯註4：作者在此提及的「紫色與綠色」，源自20世紀初英國婦女參政運動（Suffragette movement）的代表色：紫、白、綠。當代「性別批判」陣營常在社群媒體帳號加上這三色符號，藉此自詡為女性主義歷史的正統捍衛者。由於這組配色與2011年問世的「性別酷兒驕傲旗」（genderqueer pride flag，由薰衣草紫、白、暗綠組成）在視覺上極為相似，性別批判陣營便藉此大作文章，強烈指控性別酷兒群體「盜用」（appropriate）並褻瀆了婦女參政運動的歷史象徵。然而，這項指控純屬無稽之談。性別酷兒旗起源於美國而非英國、兩者歷史相差百年，其選色具備完全獨立的符號邏輯（薰衣草紫代表酷兒與中性、白色代表無性別、暗綠色作為紫色的對比色則代表跳脫二元），純屬巧合。 // 返回閱讀
譯註5：「成年人類女性」（adult human female）字面上是傳統英語字典對「女人」（woman）的最基本定義。然而在當代的性別政治中，它已被「性別批判」陣營刻意武器化，成為最著名的排他性政治狗哨（dog whistle）。如知名反跨人士 Posie Parker 等人，將這句字典定義印在T恤與大型廣告看板上，企圖透過退守「最客觀的生物學常識」，將排斥跨性別女人的行為包裝成捍衛科學與言論自由。然而，這場對「字典定義」的政治劫持，最終反而促使了辭書學界的反思與行動：2022年，權威的《劍橋詞典》（Cambridge Dictionary）正式修正了「女人」的詞條，新增了明確包含跨性別女人的定義：「一名以女性身份生活與認同的成年人，儘管其出生時可能被指定為不同性別」。 // 返回閱讀
譯註6：「生理女人」（biological woman）一詞在中文與英文語境中的日常使用頻率與政治意涵有著顯著的落差。在中文語境裡，「生理女」或「生理女性」是極為普遍的日常用語，大眾在指稱「順性別女人」或「出生指定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簡稱 AFAB）時往往會自然使用，且未必隱含反跨性別的惡意。然而，在英文語境中，“biological woman” 並非中立或常規的日常用語。當代「性別批判」陣營刻意且頻繁地使用這個詞彙，是為了將「女人」的定義強行化約、錨定於染色體或生殖器官等生物學特徵，藉此在字面上將跨性別女人排除於女人的範疇之外。 // 返回閱讀
譯註7：英國的「基女集合」（Radfem Collective）性別批判組織就主張，女人作為一個「生理階級」（biological class），且被作為一個生理階級的男人在全球範圍壓迫。值得一提，正統經典基進女性主義理論並沒有「生理階級」一說，只有凱特·米列（Kate Millett）提出的「性階級」（sex class），核心也是在 sexuality 而非 biology。 // 返回閱讀
譯註8：本文將 “sex/gender distinction” 譯為「性／別之分」。此譯法主要沿襲 Iris Marion Young 1980年名著〈像女孩一樣丟球〉（Throwing Like a Girl）中譯本之慣例。其中「性／別」（加斜線）的書寫形式源於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之理論建構，旨在打破性（sex）與性別（gender）的二元對立，並進一步將「性相」（sexuality）納入討論架構，強調三者之間相互纏繞且不可分割的權力關係。 // 返回閱讀
譯註9：「性別角色」（gender roles）的前身為「性角色」（sex roles）。該概念源自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最早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學者提出，指涉社會基於個體的「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所規範之行為表現與職責。這些角色並非純粹源自生物學，而是透過社會化過程不斷建構與再生產（reproduce）的。後續在「性／別之分」（sex-gender distinction）的普及，以及蓋兒·魯賓（Gayle Rubin）等女性主義學者的理論影響下，學界及運動逐漸改用「性別角色」一詞。然而，正如本文作者所批判的，當代反跨女性主義者往往將此概念「去歷史化」，刻意將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化約為「性別角色」的附屬產物或刻板印象，進而否定其主體性。 // 返回閱讀
譯註10：此處的「性的身體重要性」（how sexed bodies matter）在語彙上刻意挪用並呼應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1993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身體之重》（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巴特勒在1990年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提出「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nce）理論後，曾遭學界批評其過度強調社會建構乃至論述建構，似乎忽略了實體肉身與物質性的存在。為此，她撰寫《身體之重》予以回應，論證「物質／重要性」（matter）本身即是知識、論述與權力持續「物質化」（materialization）的動態結果，並非先驗的自然事實。 // 返回閱讀
譯註11：「性分類」（sex category）跟「性的分類」（category of sex）常被混淆，前者主要源自 West & Zimmerman 的常民方法學與「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特別是著名的〈做性別〉（Doing Gender）一文，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無需實質檢驗生理特徵，便透過社會線索與外在展演將他人歸入特定性別的互動過程。而「性的分類」則主要源於 Wittig、Delphy 等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批判，是指將「性」視為一種「先驗的分類體系」，探討醫療、法律與政治權力如何透過客觀化的生理指標（染色體、性-生殖器官等），建立並鞏固性二元的壓迫框架。 // 返回閱讀
譯註12：作者使用的 “always already” 是歐陸哲學（特別是海德格與德希達）中非常經典的用法，它描述了一種「先於我們意識或行動就已經存在」的狀態，藉以打破了線性敘事，強調我們並非出生在一個空白的世界上，而是「總是已經」處於某種既定的框架之中。而在此處，意思是指黑人女性主義打從一開始就帶有跨性別理論的成分。 // 返回閱讀
譯註13：作者在此精準點出了一個常被當代「性別批判」（陣營刻意掩蓋的歷史事實：早期許多極具代表性的基進女性主義與唯物女性主義學者，從未將所謂「生理性別」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底線，而是對其提出了強烈的解構與廢除主張。如在基進女性主義陣營中，奠基者休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在其1970年的名著《性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Sex）中便直指，「生物學上的生育差異」正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她的終極政治目標不僅是消除男性特權，更是要「消除性的區分本身」（elimination of the sex distinction itself），讓生理特徵不再具有社會文化意義；而常被性別批判陣營奉為圭臬的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也曾在著作中強烈挑戰「存在兩種截然獨立的生理性別」這種傳統生物學觀念。另一方面，在唯物女性主義傳統中，克莉絲汀·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提出了著名的「性別先於性」（gender precedes sex），主張所謂的生理性別二分法，其實是為了合理化社會的性別階序才被追溯建構出來的產物；莫妮克·維蒂格（Monique Wittig）更直指所謂生理性別的分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編制，是為了服務強制異性戀體系而存在的。 // 返回閱讀
譯註14：作者在此敏銳地點出了「性」（sex）與「性別」（gender）在日常語用背後的政治張力。這段關於「禮貌」的諷刺，可以追溯至 1970 年代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與「平等權利憲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簡稱ERA）的激烈論戰。當時 ERA 的條文明訂，平等的法定權利不應因 sex 而受到剝奪。然而，保守派反對陣營（如知名右翼運動家 Phyllis Schlafly）正是利用了 sex 一詞與「身體、慾望、性行為」的強烈連結，成功煽動了巨大的道德恐慌。他們向大眾警告，將 sex 寫入憲法保障，將成為一個暗渡陳倉的「特洛伊木馬」：它不僅會強制推動同性婚姻與女同志權益（因為這關乎同「性」的慾望與實踐），更會導致墮胎權的全面合法化（因為這關乎生理層面的「性」功能與有性生殖系統）。 // 返回閱讀
譯註15：中性（androgynous）在1970年代早期的基進女性主義中，曾被視為一種打破父權二元性別枷鎖的政治烏托邦。然而，這項早期的激進理念在後期的基進女性主義（以及演變至今的「性別批判」陣營）中發生了急遽轉向。隨著1980年代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的興起與分離主義的發酵，部分基女論述（如 Janice Raymond 等人）開始轉向強調女性獨特的生理經驗與本質，甚至將「中性」或跨性別醫療實踐，反向批判為抹除女性主體、侵犯女性空間、甚至強暴女性形象的父權陰謀。 // 返回閱讀
譯註16：所謂生理性別被普遍認為只有兩種，甚至在醫療、法律體系長期這麼認定，從而抹除雙性人（intersex）存在，這是社會性別及其所衍生出的性別角色與性別規範產生的效果，而不是人們的生理性徵、生殖系統本身所致。因此，將所謂生理性別視為社會性別的根源，反倒鞏固、強化了性／別體制。 // 返回閱讀
譯註17：在女性主義脈絡中，man-made 一詞通常具有雙重意涵：其一為常見的「人為的」，相對於「自然的」；其二則可理解為「男造的」（male-made），即指由男性主導、形塑並維繫的社會體系與知識結構。此處保留「男造歷史」的譯法，旨在凸顯歷史與所謂「自然事實」本身，亦可能深受男性權力所建構，而非中立或普遍的存在。 // 返回閱讀
譯註18：作者繼承了「身體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傳統，特別是現象學對「歷史性」（historicity）的獨特理解。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體現象學中，人類的身體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物種，而是一種「歷史的觀念」；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強調，生物學永遠是我們「歷史處境」（historical situation）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所謂的「軀體常規」（somatic norms）——規定了男女該如何行動、如何存在——是透過長期的社會文化與日復一日的身體實踐，逐漸「沉澱」（sedimented）而成的。我們的身體樣貌，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 // 返回閱讀
譯註19：縱然 “sexism” 過往更常被翻譯為「性別主義」，但有鑑於反性別運動經常使用 “genderism” 來指稱女性主義和 LGBTQIA+ 運動，故翻譯為「性主義」作為區分。 // 返回閱讀
譯註20：作者在此嚴厲反駁了「必須先有可見的男女之別，才會有性主義」的保守觀點。要深入理解這層批判，可以引入跨性別女性主義學者茱莉亞·塞拉諾（Julia Serano）在其經典著作《鞭苔女孩》（Whipping Girl）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對立式性主義」（oppositional sexism）。塞拉諾指出，廣義的性主義其實由兩個相輔相成的齒輪運作：一是「傳統式性主義」（traditional sexism），即認男人與男性特質優於女人與女性特質；二是「對立式性主義，即強制將人類劃分為「男／女」，並認為這是兩個「截然對立、互不重疊且具有本質差異」的生理與社會類別。 // 返回閱讀
譯註21：這種以「社會化」為名的排斥，在女性主義歷史上有著清晰的軌跡。最著名的例子是1970年代至2010年代末期，美國密西根女人音樂節（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所制定的「作為女人出生的女人」（women-born-womyn，簡稱 WBW）政策。該政策刻意在拼字上剔除 “men”（以 womyn 代替 women），並嚴格禁止跨性別女人參與，其核心理由正是認定跨性別女人是在「男性的社會化」下長大，因此不具備真正的女人經驗。在當代的「性別批判」社群中，這種論述則演變為另一句常見的政治口號：「熬過女孩期」（survived girlhood）。性別批判陣營透過這套敘事，將「女人」的定義死死綁定於「在父權社會下，作為女孩出生長大，並承受女孩成長的創傷與壓迫」。她們藉此宣稱，跨性別女人因為曾享有「男性社會化」的特權，未曾「熬過」這種專屬於女孩的結構性創傷，因此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女人。 // 返回閱讀
譯註22：這是極具後結構主義與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色彩的雙關語。在英文中，「matter」同時具備名詞的「物質／實體」與動詞的「重要／有意義／產生實質影響」之意。作者在此巧妙呼應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身體之重》（Bodies That Matter）中的核心論點：物質（包含所謂生理性別與肉身）並非一種先驗、靜止、超脫於文化之外的「自然客體」；相反地，身體是透過權力論述與社會實踐的反覆形塑，才被「物質化」（materialized）並獲得其社會意義的。 // 返回閱讀
譯註23：「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s）與「活生生的身體」（the lived body）是女性主義現象學的核心概念。作者在此深刻呼應了托里爾·莫伊（Toril Moi）與愛麗絲·瑪麗恩·楊（Iris Marion Young）的理論傳統。因為莫伊與楊皆強烈反對性／別之分，並主張女性主義應以「活生生的身體」作為思考的核心。身體並非超脫於社會之外的純粹生物學實體，而是一種始終與世界互動、承載著歷史與社會意涵的「處境」（situation）。當我們以「活生生的身體」來探討女人身處世界及行動的經驗時，我們甚至不需要將「社會性別」從所謂「生理性別」中剝離出來。 // 返回閱讀
財務揭露
本文由 Transgender Educational Network: Theory in Action for Creativity, Liberation,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TEN:TACLES) Initiative 給予台灣跨性別研究跨太平洋研究群（Transpacific Taiwan Transgender Studies Research Collective）的研究資助撰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