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性別檢測的哀歌：兹德涅克 · 庫貝克的故事

【翻譯著作】體育性別檢測的哀歌：兹德涅克·庫貝克的故事
本篇文章原刊於 Making Queer History
原文作者：Will Darling
原文出版日期：2019/05/30
譯者：希維雅
作圖：Zeal

譯者筆記：

在11月8日雙性人紀念日（Intersex Day of Remembrance），讓我們回顧兹德涅克·庫貝克（Zdeněk Koubek）的經歷，並反思現代體壇的性別爭議。在1930年代，庫貝克因卓越的運動表現和非典型的性別特徵而成為性別檢測制度的犧牲者，這些檢測帶有偏見和侮辱性，旨在排除不符合白人順性別異性戀標準的女性運動員，無視運動員性和身體特徵的多樣性。

這類問題如今依然存在。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拳賽中，台灣的林郁婷和阿爾及利亞的凱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特徵而遭受質疑，再次顯示出社會欠缺對性別多樣性的理解。不僅雙性人、跨性別者和性別不羈者在體壇面臨著不正義的挑戰，這些審查往往也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使被視為「異常」的運動員被迫接受性別檢測以證明「公平性」。

雙性人紀念日提醒我們反思這些偏見，推動體育界超越狹隘的性別與身體標準，讓多樣性成為體育潛能的泉源，而非被排除的理由。

「我承認，我是被命運安排在錯誤列車上的乘客之一。我該拉響警報嗎？我選擇了第二種較為安靜的方式：申請重寫車票。」- 兹德涅克·庫貝克（Zdeněk Koubek）

性別與體育的關係一直是複雜的，隨著現代性別角色的演變，這點變得更加顯著。自1930年代以降，越來越多的國際運動員開始接受所謂的「性別檢測」（sex tests），目的是防止「性別欺詐」（gender frauds），這在女子體育中尤為普遍。這些檢測缺乏科學依據，通常侵入性強且帶有侮辱性質，目的是為了確保沒有男人參與女子奧運，因此依據白人順性別異性戀標準的陰性特徵對運動員進行檢測。

這很快形成一種循環論證，因為運動長期以來被視為陽剛的活動，而參與其中的順性別女性又因為她們的肌肉量和出色的運動表現，進而被認為更「陽剛」。但凡女性運動員越卓越，人們越懷疑她們是跨性別者。這不僅限制了她們的能力，也直接侵犯了被認為比白人女性更陽剛的黑人女性。

這種懷疑不僅是錯誤的，還基於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前提。它假定性別是與固有的，且對每個人的影響相同。這忽視了出生指定性別為女性的人（AFAB people）體內也會生成睾固酮，且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多。事實上，最近的新規則已經對睾固酮濃度較高的女人設限，這些女人要麼接受荷爾蒙替代療法，要麼退出體壇。不出所料，絕大多數被迫接受這類檢測的是卓越的黑人女性，因為她們的卓越比白人女性受到更嚴格的審視，這樣的標準被多數醫學專家認為是不科學的。當體育界無法處理好順性別運動員的基本現實時，自然也會對跨性別和雙性人運動員感到無所適從。

其中一位曾被捲入此類討論並僥倖逃脫的男人是兹德涅克·庫貝克（Zdeněk Koubek）。他是一名跨性別男人，在參加了幾屆女子奧運並打破了多項世界紀錄後，他退出了體壇，選擇優先考量他自己的幸福。

庫貝克生於1913年12月8日的捷克帕斯科夫（Paskov）。他生長於一個貧困的天主教家庭，家中有八名手足，他自幼就活躍於體育活動，並且非常熱愛運動。他的家人在他還小時搬到了布爾諾（Brno），庫貝克在那裡對田徑運動產生了興趣。縱使接受了很少的正式訓練，他仍然達到了運動巔峰。由於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曾考慮成為一名公務員，但選擇投身於體育運動。基於他在17歲時出色的表現，他搬到了布拉格（Prague），加入了布拉格大學隊，並兼任指導員和教練。1932年，他在19歲時打破了第一項全國紀錄，隨後又創下了五項新紀錄。1934年，他在倫敦舉辦的女子世界運動會（Women’s World Games）上獲得兩枚獎牌，並創下兩項世界紀錄。

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他的優異表現和性別不羈的舉止，導致謠言四起。報紙開始指出他「陽剛」的行為，隨後有人匿名要求奧委會指定的醫生對庫貝克進行檢測，確保他沒有在性別上撒謊。面對這樣的局面，庫貝克選擇退出體育賽事。

與此同時，作家莉達·梅爾利諾娃（Lída Merlínová）撰寫了庫貝克的傳記《兹德涅克的世界紀錄》（Zdenin světový rekord）。梅爾利諾娃以撰寫與酷兒人物相關主題而聞名，並出版了捷克第一本關於女同志的書籍。在這本傳記中，庫貝克被描述為在性別不羈（gender non-conforming）、雌雄同體（androgynous）或陽剛的形象，這也加劇了人們對他運動成績的爭議。

在體壇消失一段時間後，庫貝克又以《世界紀錄女性》（The World Record Woman）一文出現在《布拉格畫報》（Prague Illustrated Newsletter）上。他在這篇連載20期的自傳中，講述了醫生在出生時錯誤地為他指定了女性身份，這對他的生活產生了20多年的影響。

後來他再次消失，去美國待了六個月。1936年，他回到布拉格，接受了性別確認手術，並更改了自己的法定姓名。他在布拉格與妻子一起度過了餘生，後來還加入了他兄弟的橄欖球隊，但再也沒有回到體育賽事的世界。他於73歲時去世。

體育界對性別的執著顯然導致了巨大的損失。在一個應該推崇人體潛能的領域，限制差異顯然不合理。體育應該讚頌選手之間的差異，而不是迴避這些差異，無法接受那些不符合狹隘標準的身體，非但錯失了非凡的運動天賦，還在錯誤認知的基礎上要求某些運動員改變自己的身體。

以庫貝克的例子為鑑，顯而易見地，這些規則令體壇失去了不可多得的優秀運動員，它更不公平地針對雙性人和黑人女性等群體。田徑運動的每個層面都基於身體之間的差異；正是他們卓越的身體能力使他們與多數人不同，並使他們成為出色的運動員。能夠承受這些力量、耐力和靈敏性測試——這些都依賴於生理上的差異——是體育競賽的核心。這當然不是關於運動員的素質，而是他們多麼符合規範標準。

正如史丹佛大學生物醫學倫理中心的醫學人類學家卡特琳娜·卡卡齊斯（Katrina Karkazis）所述：

「性別檢測的複雜性在於，我們無法透過身體中的一個標記來判斷『這是男人』或『這是女人』，國際田徑聯會（IAAF）試圖透過將睾固酮濃度視為運動優勢的最重要因素來迴避該複雜性，但運動優勢不能簡化為睾固酮濃度。」

哥倫比亞大學婦女、性別與性研究副教授麗貝卡·喬丹-楊（Rebecca Jordan-Young）則表示：

「高雄激素（hyperandrogenism）只是一種醫學條件。運動員之所以表現出色，存在許多生物學上的原因。一些賽跑和自行車選手擁有罕見的粒線體變異，使他們具備非凡的有氧能力。許多籃球運動員患有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這是一種導致手腳異常巨大的荷爾蒙條件。這些生理差異並未導致他們被禁賽。」

庫貝克本不應被強迫接受性別檢測，也不該因為公眾臆測而被強制出櫃，更不應為了追求平靜的生活而退出體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