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著作】現在的女性主義革命：基進女性主義對跨性別包容的立場是什麼？

【原創著作】現在的女性主義革命：基進女性主義對跨性別包容的立場是什麼？
芬恩·麥凱（Finn Mackay）《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第四章簡介
作者：SV
編輯：有靈

主編筆記：

本篇編譯文概要了兼具布奇女同志與跨陽剛（butch lesbian transmasculine）身分認同的英國基進女性主義學者學者芬恩·麥凱（Finn Mackay）2021年出版的專書《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Female Masculinities and the Gender Wars: The Politics of Sex）的第四章節，主要探討基進女性主義對跨性別包容的立場和態度。當基進女性主義常與排跨基進女性主義混為一談、並且在「性別大戰」的部署下將「跨性別運動」和「婦女運動」製造互相牴觸之錯覺，如麥凱的基進女性主義和跨性別研究的看法特別重要可貴。

近年來，隨著跨性別權益在公共領域的能見度提升，女性主義內部爆發了被外界稱為「性別大戰」（Gender Wars）的激烈衝突。這場衝突經常被簡化為「基進女性主義反對跨性別」的單一敘事，導致基進女性主義在公共領域幾乎成為了「恐跨」的同義詞。然而，芬恩·麥凱（Finn Mackay）在《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的第四章〈現在的女性主義革命：基進女性主義對跨性別包容的立場是什麼？〉（Feminist Revolution Now: What is the Radical Feminist Stance on Trans Inclusion?）中，以極具學術厚度與歷史深度的視角，徹底解構了這種扁平化的迷思。

麥凱透過重新挖掘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歷史檔案，梳理了跨性別女人在早期婦女解放運動中的真實參與，並嚴謹地釐清了基進女性主義、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以及女同志分離主義（lesbian feminist separatism）之間錯綜複雜的理論分歧。本章不僅為我們提供了重新理解「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Trans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 簡稱 TERF）標籤起源的線索，更直指當前排跨論述背後的本質論危機。對於致力於拆解父權壓迫與推進性／別解放的讀者而言，這是一份重新尋回政治姊妹情誼、拒絕生物決定論的必讀經典。

一、 被隱藏的婦運歷史：性別大戰並非當代產物與跨女的真實參與

當前的性別大戰經常被誤認為是近年來才爆發的新型衝突，或者被歸咎於 1990 年代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酷兒理論家的發明，但麥凱在文獻中明確指出，這些爭議在女性主義內部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

女性主義作為一個社會正義運動，必然受到其所處社會權力關係的影響，早在 1960 至 1980 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運動內部就已經因為種族、階級、性傾向，以及當時被稱為「變性問題」（the transsexual question）的差異而產生過劇烈的斷層與衝突。然而，當代主流敘事往往選擇性地遺忘了這段複雜的歷史，將第二波女性主義塑造成一個純粹排他的鐵板一塊，這種歷史的簡化不僅忽視了有色女人（women of color）與酷兒群體的勞動，也抹煞了跨女在婦運中曾留下的深刻足跡。

歷史的真相是，在第二波女性主義建立影響力的關鍵時期，跨女不僅存在，更在許多組織中擔任了核心角色。麥凱在書中舉出了幾個被當代反跨性別論述刻意忽略的重要案例。例如，美國音樂家兼社運人士貝絲·埃利奧特（Beth Elliott），她是一位女同志女性主義者，也是一位跨女，她不僅曾擔任美國全國女同志組織「比利提斯的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舊金山分會的副主席，更在 1973 年於洛杉磯舉辦的西岸女同志大會（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中擔任主辦人之一並受邀演出。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跨性別女人桑迪·史東（Sandy Stone），她曾是 1973 年成立的全女音樂製作公司維多莉亞唱片（Olivia Records）的核心成員與錄音工程師，並在該女同志集體中生活與工作，該集體甚至曾出資協助她進行性別重置手術。這些歷史檔案清晰地證明，早期的女性運動並非由單一的排跨立場組成，當時的基進女性主義者與女同志社群中，有許多人是與跨性別女人並肩作戰的，跨性別女人一直都在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進程中。

二、「排跨基女」標籤的濫用與基進女性主義的真正初衷

隨著性別大戰的白熱化，「排跨基女」（TERF）這個縮寫已經成為社群媒體與主流新聞中最常被使用的政治標籤之一。麥凱追溯了這個詞彙的起源，指出它大約是在 2008 年由澳洲基進女性主義部落客維芙·史密斯（Viv Smythe）所首次使用。

當時，她創造這個詞彙純粹是為了在撰寫關於密西根女性音樂節（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爭議的文章時，作為一個方便的速記符號，用以區分那些反對跨女進入專屬女人的空間之基進女性主義者，與其他包容跨性別的基女。史密斯甚至亦曾提議使用「排除跨性別的分離主義者」（Trans Exclusionary Separatists, TES）來更精確地描述這群人。

然而，時至今日，排跨基女有時變成一個空洞的詞彙以被濫用，經長被網路社群及大眾媒體廣泛套用在任何表達反跨觀點的人身上，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認同女性主義、倡導保守父權價值的右翼人士。麥凱嚴厲批評了這種直接將基進女性主義等同於恐跨立場的粗暴做法，因為這徹底扭曲了基進女性主義理論初衷。基進女性主義的「基進」（radical）代表從根本上探究不平等的根源，而其核心目標從來都不是鞏固男女二元對立，而是要徹底摧毀性角色與性階級。

麥凱引述了多位經典基進女性主義理論家的論述來佐證這一點。例如，舒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在 1970 年便宣告，女性主義革命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消除男性特權，更是要消除「性區分」（sex distinction）本身，讓生殖器官的差異在文化上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凱特·米列（Kate Millett）也主張，除非兩性被完全相同地對待，否則我們根本無從得知兩性之間是否存在任何「真實」的差異。

甚至，如若我們追溯反跨領袖提-葛蕾絲·艾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早期的立場，她在 1969 年明言，必須被摧毀的是男女的性角色，而不是那些偶然擁有陰莖或陰道、兩者皆有或兩者皆無的個體。這些理論無不證明，源初的基進女性主義是極度反對本質論的，她們將生理性別視為一種被社會賦予階級意義的標記，並致力於瓦解這個壓迫系統，這與當代自詡為「性別批判」（gender critical）陣營固守生理性別二元的保守立場有著天壤之別。

三、抓錯戰犯：文化女性主義的本質主義與理論分歧的歷史

若基進女性主義的初衷是廢除性別，那麼當代排斥跨性別的本質主義論述究竟源自何處？麥凱在文獻中進行了精采的思想史挖掘，指出大眾與媒體經常將基進女性主義與 1970 年代興起的「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混淆，而這正是導致基女背負本質論罵名的最大冤案。歷史學者愛麗絲·埃科爾斯（Alice Echols）曾指出，隨著美國保守勢力的反撲以及婦運內部異性戀與女同志的路線分裂（即所謂的「薰衣草威脅 Lavender Menace」），基進女性主義在 1973 年後逐漸被文化女性主義所篡奪。

文化女性主義具有極度強烈的生物決定論與本質主義色彩。以珍·阿爾珀特（Jane Alpert）在 1973 年發表的〈母親權利〉（Mother Right: A New Feminist Theory）為例，她宣稱男女之間的本質差異不在於父權社會強加的角色，而是源於生物學上的顯著差異，並認為女性的創造力與內在力量完全來自於懷孕與生育後代的生理潛能。文化女性主義試圖推崇所謂的「女性原則」（female principle），將直覺、同理心、和平、孕育與保護他人等特質視為女性神聖且固有的內在本質，並主張透過建立一個以女性價值為基礎的替代文化來拯救世界。

然而，這種將壓迫狀態轉化為美德的做法，遭到了真正基進女性主義者的強烈抵制。正如艾倫·威利斯（Ellen Willis）在 1984 年所指出的，文化女性主義本質上是一場反文化的道德運動，而基進女性主義則是一場旨在終結男性至上主義的政治運動，基女徹底拒絕將男女天性與價值對立起來的觀點，因為這種生物決定論正是她們致力於對抗的性別歧視基礎。

非裔女性主義團體康巴希河集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在 1977 年的聲明中也同樣嚴厲批判了生物決定論，她們指出男性之所以壓迫他人，是因為他們在這個社會中被這樣社會化，而非出於他們生物學上的「男性本質」，建立在生物決定論基礎上的政治是極度危險且反動的。因此，當代許多性別批判人士堅持「生理性別決定論」並排斥跨性別者的立場，其理論幽靈其實是文化女性主義，而非基進女性主義。

四、去性化的純粹之愛與陽剛女同志的替罪羊化

在文化女性主義與分離主義逐漸合流的歷史過程中，女同志的定義經歷了一場劇烈的政治重構，這不僅影響了跨性別者的處境，更對展現布奇女同志（butch lesbian）造成了深遠的創傷。麥凱指出，當時的運動將「女同志」進行了去性化（desexualization）的處理，將其重新定義為女性之間的政治與精神連結，而非關乎實質的生殖器慾望或性實踐。這種被稱為「政治女同志」（political lesbianism）的策略，要求女性將所有家務、情感與性資源從男性身上撤離，轉而投入女性社群。在這種推崇「純粹女性精神之愛」與排斥任何所謂「男性價值」的狂熱氛圍下，展現陽剛特質的女同志成為了首當其衝的政治替罪羊。

1973 年，在備受爭議的西岸女同志大會上，著名女性主義者羅賓·摩根（Robin Morgan）發表了一場極具煽動性的演講。她不僅將受邀演出的跨女貝絲·埃利奧特斥為「異裝男人」、「機會主義者」與「滲透者」，指責跨女具有「強暴犯的心態」，更在同一場演講中，將砲口對準了布奇女同志。摩根宣稱，女性之間的愛應該是古老、神聖且超越生殖器反應的，她嚴厲批評那些在酒吧裡尋找性伴侶的布奇女同志是逃避了女人特質，轉而採取了「男性的風格」與父權的性客體化實踐，表現得就像個醉醺醺的男人。

​正如《石牆藍調》作者暨跨性別平權先鋒費雷思（Leslie Feinberg）一般，身兼布奇女同志與跨陽剛（butch lesbian transmasculine）身分的麥凱，對這段歷史發出了極為沉痛的控訴。將陽剛女同志與跨陽剛者貼上「父權模仿者」或「男性認同者」標籤的偏見，不僅抹殺了酷兒群體抵抗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顛覆力量，更是對長期身處社會底層、飽受恐同暴力摧殘的女同志造成了二次背叛。這類將性實踐道德化、認定陽剛特質即等同於父權壓迫的粗暴二分法，時至今日仍幽微地盤根在排斥跨性別的論述之中，持續對性別不羈者與酷兒主體造成傷害。

五、解讀《變性帝國》：醫療體系批判與廢除性別的極端化

在討論基進女性主義與跨性別恐懼症的關聯時，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於 1979 年出版的《變性帝國：女雄的製造》（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是絕對無法繞過的爭議文本。這本書經常被當代學者與社運人士視為 TERF 運動的「聖經」，並被認為是導致所有非跨性別的女性主義批判皆被視為恐跨的罪魁禍首。麥凱在導讀中並未粉飾雷蒙德書中對跨性別者充滿惡意、病理化與窺探性的暴力語言，也承認雷蒙德指控跨性別女人的存在本身等於「強暴女性身體與認同」的說法極度惡劣。然而，麥凱呼籲我們必須穿透這些仇恨言論，看清該書在當時歷史語境下的核心理論焦慮。

麥凱指出，雷蒙德的核心批判對象其實不是跨性別者本身，而是當時由男性主導的醫療、精神醫學與製藥產業——這正是書名中所謂的「帝國」。身為一個極端的廢除性別論者（gender abolitionist），雷蒙德強烈反對當時性別認同診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s）的運作邏輯。她認為這些醫療機構正在扮演「禮儀學校」的角色，根據極度保守的性別刻板印象來篩選與規訓尋求性別重置醫療的個體，進而透過手術與荷爾蒙來強化並鞏固父權社會的二元性別角色。諷刺的是，這種對醫療體系強制規範性別二元的批判，其實與 1990 年代酷兒理論家，如桑迪·史東與里基·威爾欽斯（Riki Wilchins），等觀點有著某種奇妙的共鳴。

然而，雷蒙德的致命盲點在於，她將廢除性別的政治理想推向了毫不妥協的極端，完全拒絕承認個體在當下壓迫體制中生存所需的性別實踐權利。她不認為任何人（包含跨性別者）應該透過醫療手段去改變身體以契合社會性別，因為她的目標是讓整個社會性別制度徹底消失。不同於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將性別重置手術視為「在父權緊急狀態下的緊急人權措施」，雷蒙德堅持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醫療切割。麥凱精闢地總結道，雷蒙德並非主張「生理性別決定論」（她清楚知道社會性別是建構的），但她以一種近乎殘酷的理論潔癖，否定了跨性別主體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生存掙扎，並且認為「解決變性主義問題的最佳方式，就是透過道德強制手段使其消失」，這一切極為極端的思路，麥凱清楚痛批。

六、重塑政治連帶：姊妹情誼是政治的，不是生物學的

在經歷了如此漫長且充滿創傷的理論與歷史梳理後，麥凱在文末為當代女性主義的實踐指出了一條重塑團結的道路。面對性別批判陣營堅持以「出生時的生物性徵」以及「終生的女性社會化經驗」作為界定女人資格的嚴格標準，麥凱提出了深刻的質疑：在越來越多跨性別者於青少年甚至兒童時期便進行社會與醫療性別轉換的今天，所謂「終生的女性經驗」究竟該如何界定？ 那些在父權體制下因拒絕性別常規而遭受嚴重恐同與恐跨暴力、甚至被剝奪男性特權的跨性別者，難道沒有經歷過性別壓迫嗎？

麥凱強調，雖然女性的受壓經驗確與其生物性徵高度相關，但父權並不是因為女性擁有子宮或陰道才發明了壓迫。相反地，是父權社會將這些生物性徵建構為宰制的象徵，用以正當化對女性勞動與身體的剝削。在現實世界中，性騷擾、薪資歧視與邊緣化，是所有在社會中被視為「女人」的人（包含跨女）共同面臨的困境。此外，跨女還必須承受額外的恐跨與無處不在的性暴力威脅。

因此，女性主義作為一場抵抗父權的政治運動，其連結的基礎必須是政治的，而非生物學的。誠如知名女性主義者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她完全不在乎跨性別女人在女廁隔間裡做什麼；葛洛麗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也公開肯認跨性別者的真實生命經驗，呼籲我們應該超越傳統的陰柔或陽剛方格，活在完整的人類認同連續體中

麥凱以此為基點，宣告了基進女性主義與包容跨性別不僅不衝突，更是對抗父權體制的共同戰線。我們對「姊妹情誼」（sisterhood）的定義，必須建立在共同抵抗性別壓迫的政治連帶上，而不是僵化且排他的生物學分類上。唯有看清這些歷史幽靈與理論盲點，女性主義才能停止無意義的內部排斥，共同邁向一個沒有性階級、真正自由與解放的未來。

財務揭露

本文由 Transgender Educational Network: Theory in Action for Creativity, Liberation,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TEN:TACLES) Initiative 給予台灣跨性別研究跨太平洋研究群（Transpacific Taiwan Transgender Studies Research Collective）的研究資助撰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