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著作】廢除與批判轉向：批判性別批判女性主義

【原創著作】廢除與批判轉向：批判性別批判女性主義
芬恩·麥凱（Finn Mackay）《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第二章簡介

作者：SV

編輯：有靈

主編筆記：

本篇編譯文概要了兼具布奇女同志與跨陽剛（butch lesbian transmasculine）身分認同的英國基進女性主義學者芬恩·麥凱（Finn Mackay）2021年出版的專書《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Female Masculinities and the Gender Wars: The Politics of Sex）的第二章節，主要以基進女性主義、酷兒理論以及與跨性別研究的視覺和工具拆解所謂「性別批判女性主義」之諸多問題。麥凱涇渭分明地將基進女性主義與所謂「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劃清界線，以前者的知識資源結合酷兒理論工具與自深多重身分的視角整理出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政治願景之差距，邁向「正視所有被父權體制壓迫之主體（包含陽剛女性、酷兒與跨性別者）的真實生命經驗」之道，呼籲我們成為實踐「徹底的包容與解放」的女性主義者。

在當代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光譜中，關於跨性別權益與女性空間的爭論，已然成為最具張力與撕裂性的政治場域。這場被公眾與媒體廣泛稱為「性別大戰」（Gender Wars）的衝突，不僅牽動著法律政策的修訂，更直指女性主義認識論的核心：我們該如何定義「女人」？所謂「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與「社會性別」的界線何在？抑或「生理」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本來就不適合探討這個議題？

麥凱在《女性陽剛特質與性別大戰》的第二章〈廢除與批判轉向：批判性別批判女性主義〉（Abolition and the Critical Turn: Critiquing Gender-Critical Feminism）中，以兼具嚴謹學術脈絡與酷兒主體經驗的視角，對當前主導這場戰役的「性別批判」（gender critical）陣營進行了深度的系譜學拆解與批判。

麥凱透過爬梳英國的法理爭議、基進女性主義的歷史遺緒，以及酷兒與陽剛女性的真實生命經驗，為讀者揭示了性別批判論述背後的邏輯矛盾。本章節不僅是理解當代英美性別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更是重新省思社會建構與身分政治的經典之作。

一、 性別批判的政治崛起與法理爭議

要理解「性別批判」一詞的當代意涵，必須先回到其崛起的具體政治與法律脈絡。在網路論壇與社群媒體上，反對跨性別包容的人士普遍以「性別批判」作為自我政治認同的標籤，這個詞彙在當前的性別大戰中已取代了帶有負面意涵的「排跨基女」（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簡稱 TERF），成為運動者的自我宣稱。

性別批判政治在英國社會引發廣泛動員的歷史轉折點，始於 2018 年英國政府針對《2004年性別肯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 GRA）改革所展開的公眾諮詢。當時由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承諾，將消除合法性別肯認過程中的官僚障礙，試圖推動「去醫療化」的進程，允許個體在無須醫療診斷的情況下，透過「自我宣稱」（self-identification）機制申請性別肯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

這項試圖向愛爾蘭、葡萄牙與挪威等國看齊的改革提案，在英國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撲，催生了諸如「Fair Play for Women」、「Standing for Women」與「Woman’s Place UK」等眾多性別批判倡議組織。這些反對者強烈擔憂，自我宣稱機制的引入將創造一個法理上的「完全開放」（free-for-all）狀態，讓具有犯罪意圖或性癖好的順性別男性，得以輕易更改法定性別以進入女性專屬的私密空間，進而對女人與兒童實施性暴力與偷窺。

​性別批判陣營主張，這種法律上的鬆綁將實質上剝奪女人擁有單性空間（single-sex space）的權利，使所有空間淪為預設的女男通用空間。同時，這場運動逐步也蔓延至法庭與媒體，例如瑪雅·佛絲塔特（Maya Forstater）針對其雇主不續聘提起的就業訴訟、凱特·史考托（Kate Scottow）因在網路上使用男性代名詞稱呼跨女而引發的言論自由案件，以及前警官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控告警方干預其反跨性別推文的審查爭議，這些案件無不將性別批判政治推向了英國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然而，麥凱在此章節中犀利地指出了性別批判陣營在法理邏輯上的巨大盲點與荒謬性。事實上，在英國現行的《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架構下，「性別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早已屬於受法律保護的九大特徵之一，且這種保護從個體宣布打算進行社會或醫療轉換的那一刻起便已生效，完全不需要任何醫療診斷或干預的證明。更關鍵的是，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公共廁所或服飾店更衣室，從來就不需要出示性別肯認證書。現行法律早已存在某種形式的自我宣稱，且性別批判陣營所恐懼的「制度漏洞」，與 GRA 的自由化改革根本毫無直接關聯。

因此，麥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反對聲浪的本質，其實更多是基於對「順性別男性」濫用體制施暴的深層焦慮，而非針對跨性別女人本身的現實威脅，但跨性別群體卻無辜地成為了這場空間恐慌的代罪羔羊。

二、 本質與建構的辯證：性別批判的理論核心

在剖析了性別批判的政治動員脈絡後，麥凱進一步深入拆解性別批判陣營的理論核心與認識論基礎。性別批判的核心政治立場建立在對所謂「生理性別」絕對不變的堅持之上。在 2019 年的就業法庭案件中，政策研究員瑪雅·佛絲塔特將其性別批判立場明確定義為：承認生理性別無法改變，堅信人類只存在男女兩種生理性別，並徹底否定「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客觀存在。這種主張認為，性別認同只是一種危險的虛構教條，正如英國「LGB 聯盟」（LGB Alliance）所宣稱的，他們認為當前的性別認同教條正在抹殺《平等法》中基於生理性別的權利，並將年輕人的跨性別認同歸咎於社會傳染與同儕壓力。

在性別批判的理論框架中，社會性別並非一種個人的內在認同，而是純粹的壓迫工具。著名反跨性別包容論者（Kellie-Jay Keen-Minshull，別名為 Posie Parker）所發起的「女人就是成年人類雌性」（woman = adult human female）運動，便是這種將女人定義完全鎖定於出生時生物性徵的最佳例證。

面對外界對其「本質論」的指控，許多性別批判學者與記者試圖為自己辯護。例如記者莎拉·迪圖（Sarah Ditum）與學者蕾貝卡·萊利-庫柏（Rebecca Reilly-Cooper）便強調，性別批判立場的初衷正是為了解放女人免受「陰柔特質」等父權要求的限制，她們認為自己是在反對社會強加的刻板印象，因此並非本質論者。然而，麥凱指出，部分性別批判論者依然會不自覺地展現出本質論的傾向，例如學者卡莉·伯特（Callie Burt）相信女性在生物學傾向上平均比男性較少身體攻擊性，而學者凱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則認為男女是兩種不同的群體，具有不同的利益，並拒絕廢除「性差異」的理念。

此外，在激烈爭論的「廁所法案」中，性別批判陣營，如「英國婦女之地」（Woman’s Place UK）與保守黨議員盧卡斯男爵（Lord Lucas），經常將順性別男人預設為衛生習慣較差、具有潛在威脅的群體，以此作為反對無性別廁所的理由。麥凱對此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將男人「學來的無助與骯髒」視為生物宿命論的說法，不僅拖延了社會進步，更是對改變現狀的放棄。

三、 基進女性主義與性別批判的理論分歧：廢除與妥協

大眾媒體經常將性別批判陣營與傳統的「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混為一談，但麥凱在文獻中花了極大的篇幅，釐清這兩者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根本分歧。真正的基進女性主義，特別是具有女同志分離主義流派，其終極目標是「廢除性別」（gender abolition）。以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傑弗里斯為例，她將化妝、穿高跟鞋、除毛等美容實踐視為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施虐受虐式暴力，認為這些行為損害女性健康，純粹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存在，應該被聯合國列入「有害傳統文化實踐」中全面根除。

在基進女性主義的歷史中，如 1979 年由利茲革命女性主義團體（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所提出的「政治女同志主義」（political lesbianism）概念，更是主張女人應將所有能量與情感從男人身上撤離，轉向女人與婦女運動，這是一種要求徹底根除父權性別實踐的基進政治宣言。另一位著名的廢除性別論者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也同樣主張異性戀中充滿了權力不對等，女人必須對其進行嚴厲的政治批判，並且重拾女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作為抵抗。

雖說，在反跨性別運動中，傑弗里斯常被視為核心思想領袖，她不僅是 2019 年發起的《基於性的婦女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Women’s Sex-Based Rights）的共同起草人與發布宣言的 Women’s Human Rights Campaign 組織（組織現為國際婦女宣言 Women’s Declaration International）創始人之一，其激烈的理論更在東亞地區成為南韓反跨思想啟發者。然而，麥凱反對傑弗里斯和雷蒙德這種將陽剛及陰柔特質直接化約為「宰制／從屬」的做法。同時麥凱也認為，當代許多以性別批判自居的運動者，比起那些極端卻堅定的廢除性別論者，在實踐上卻展現出令人錯愕的理論妥協與矛盾。

麥凱敏銳地指出，雖然性別批判陣營宣稱社會性別是一種壓迫，但他們往往將個人外觀上的「女性化打扮」（如穿洋裝、化濃妝、穿高跟鞋）輕易地合理化為「個人偏好」或「性格展現」。凱瑟琳·斯托克甚至公開表示她不在乎任何人如何打扮或對身體做什麼，而反跨性別運動領袖凱莉·傑·基恩（Kellie-Jay Keen-Minshull，別名為 Posie Parker）則高度重視並擁抱「妻子」與「母親」這類傳統性別地位的標籤，其外觀展演也極度符合傳統的陰柔特質。

麥凱對這種現象提出批判，這些性別批判人士在政治論述上高舉反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大旗，但在個人實踐層面上，卻完全拒絕審視自身對傳統陰柔特質與異性戀規範的順從。這種認為「個人選擇」可以完全脫離「政治結構」的妥協態度，顯然徹底背離了基進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根本初衷，證明了性別批判與真正的基女理論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

四、 女同志抹除與「假小子」病理化

在性別大戰的烽火中，跨性別男人的處境顯得格外幽微且充滿爭議。在性別批判的論述建構中，跨男經常被家長式地描繪成毫無主體性的受害者，或者是被「跨性別邪教」洗腦的年輕女同志。性別批判陣營普遍存在一種名為「女同志抹除」（lesbian erasure）或「布奇逃亡」（butch flight）的焦慮，他們宣稱，當前越來越多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的年輕人尋求性別轉換，純因她們無法忍受父權社會中針對女性身體的性客體化、性騷擾與厭女文化。

這種病理化的敘事在媒體上屢見不鮮。例如心理治療師斯特拉·歐麥利（Stella O'Malley）在紀錄片中回憶自己童年時是個「假小子」（tomboy），並慶幸自己當年沒有去「變性」，而是在朋友幫她化妝打扮、獲得男性凝視的讚美後，找到了作為女人的自信與異性戀婚姻。記者莎拉·迪塔姆（Sarah Ditum） 也將年輕女性的性別轉換歸因於對「骯髒、可剝削、可穿透」之女性身體的逃避。性別批判組織如「讓女同志離開」（Get The L Out）與「女同志權利聯盟」（Lesbian Rights Alliance）甚至在抗議活動中舉著跨性別男性手術後的疤痕照片，指控性別轉換是一種針對女同志的「扭轉治療」，迫使她們進入男性認同與事實上的異性戀狀態。

麥凱對這種極端的生物決定論與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提出了強烈且憤怒的反駁。麥凱嚴厲批評這類言論，認為這種將「陰柔特質」與「異性戀婚姻」視為拯救「假小子」免於成為跨性別者的解藥，是極度冒犯且充滿本質論荼毒的說法。麥凱強調，雖然在父權體制下，幾乎所有女性都經歷過厭女文化、性化暴力與對青春期身體變化的焦慮，但這絕對不代表所有經歷過這些痛苦的女孩，都會因此渴望擁有男性生物性徵（例如渴望平胸、長出睪丸、擁有低沉嗓音）。

將跨男深刻的性別認同，粗暴地簡化為「對性別歧視的單純逃避」，不僅在邏輯上站不住腳，更是一種極度傲慢且抹煞酷兒主體性的暴力論述，徹底無視了跨男在父權社會中同樣會遭受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的現實。

五、 酷兒理論的介入與陽剛女性的底層反擊

面對性別批判陣營對性別認同的全面否定，麥凱引入了酷兒理論的視角，並結合自身作為陽剛女性和跨陽剛（transmasculine）主體的底層生命經驗，進行了強而有力的理論反擊。自 1990 年代起，跨性別理論家如珊蒂·史東（Sandy Stone）在其經典的《帝國的反擊》（The Empire Strikes Back）中，便開始解構將跨性別病理化的醫療敘事；而凱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與里基·威爾欽斯（Riki Wilchins）等跨性別酷兒學者也指出，性別是權力與意義的符號系統，試圖將自己融入刻板的二元性別，無疑是成為壓迫機制的共謀。

近期的評論家朱華敏（Andrea Long Chu）更進一步挑戰了本質論，認為跨性別與其說是「我是誰」的本質問題，不如說是「我想要什麼」的欲望實踐，這種反本質論的理論其實與廢除性別論者的邏輯有著微妙的對話空間。

麥凱在文末提出了最沉痛的個人批判。許多性別批判人士在辯論中經常輕鬆地拋出「根本沒有性別認同這回事」、「每個人其實都是非二元性別」等帶有嘲諷的玩笑話，例如 LGB 聯盟創辦人凱特·哈里斯（Kate Harris）或蕾貝卡·萊利-庫柏的言論。麥凱尖銳地指出，當這些在日常生活中完全符合性別常規、安然享受著社會順性別特權的人，輕描淡寫地說出「大家都沒有性別認同」時，是極度輕率且冒犯的。

對於跨性別者、性別不羈者，以及像麥凱這樣的陽剛女同志-跨陽剛主體而言，性別認同絕非一個可以隨意拋棄的概念，而是攸關生存的肉身現實。地理學者凱絲·布朗（Kath Browne）提出的「性別主義」（genderism）、跨性別女性學者露絲·皮爾斯（Ruth Pearce）提出的「順性別主義」（cisgenderism），以及著名作家和馬克思主義跨性別倡議者費雷思（Leslie Feinberg）創造的「恐性別」（genderphobia）等概念，精準地捕捉了這些酷兒群體在日常空間中所遭遇的敵意與排斥。

光是為了堅持真實的性別表達，酷兒們每天就必須面對公廁裡的質疑、被女性健康診所驅逐，或是遭遇保全人員的盤查與嘲笑。跨性別研究學者蘇珊·史崔克（Susan Stryker）與里基·威爾欽斯皆指出，這種長期的社會懲罰與凝視，會讓性別不羈者產生深刻的自我懷疑與身體焦慮。如果性別認同真的「不存在」，為何有這麼多人願意冒著遭受暴力與偏見的風險，只為了忠於自己的性別操演？這種在逆境中的堅持，恰恰證明了性別認同在人類自我意識中的深刻地位。

六、 結語：承認社會建構與肯認性別認同的共存之路

在總結這場漫長且複雜的論辯時，麥凱重申了其作為基進女性主義者的理論底線，並同時為包容與解放指明了道路。麥凱同意性別批判陣營與酷兒理論的共同前提：社會性別（陰柔特質與陽剛特質）確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非天生自然的本質。同時，麥凱也承認生物性徵的重要性，因為它影響了我們的生命軌跡，並將我們置於特定的性階級之中，形塑了我們理解身體的方式。

然而，麥凱強烈反對性別批判將「性別認同」視為無足輕重的虛構產物。正如性傾向雖然也是社會建構，但仍是多數人認同的核心部分；性別認同亦深刻地塑造了個體的自我認知與生命經驗。承認社會建構的結構性壓迫，與肯認個體性別認同的真實性，兩者之間並不互斥。在我們尚未推翻父權性別二元體制的當下，無端貶低少數邊緣群體的性別表達，卻對主流多數的性別展演視而不見，是一種赤裸裸的歧視與壓迫。

麥凱以此章作為橋樑，宣告了在面對性別大戰的漫天烽火時，唯有正視所有被父權體制壓迫之主體（包含陽剛女性、酷兒與跨性別者）的真實生命經驗，女性主義才能真正邁向徹底的包容與解放。

財務揭露

本文由 Transgender Educational Network: Theory in Action for Creativity, Liberation,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TEN:TACLES) Initiative 給予台灣跨性別研究跨太平洋研究群（Transpacific Taiwan Transgender Studies Research Collective）的研究資助撰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