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於生理性別的權利」之優越，走向「成為不可治理者」的團結

「在法律、政策及實踐中，將自稱具有女性『性別認同』的男人納入女人的範疇，此舉會損害對基於性的女性人權之肯認（the recognition of women’s sex-based human rights），實屬對女人的歧視。倡導『性別認同』概念的組織，正挑戰女人及女孩基於性的自我定義權利。」

以上節錄自《基於性的全球女人權利宣言》，該宣言於2019年發布，目前已有來自158個國家、超過30,000名個人簽署，並獲得427個組織的支持。該宣言已成為當代性別批判女性主義（gender-critical feminism）的宣言，其立場反對「性別認同」，特別是反對個人性別自決的能力。其根源可追溯至1970年代的基進女性主義，以及該思潮將女人視為由孕產能力所定義的「性階級」（sex class）之概念，但如今已成為各派女性主義者與保守派、自由意志主義者齊聚的旗幟。「基於性的權利」（‘sex-based rights’）是該運動的號召口號，此術語現亦被法威特（Fawcett）等組織及主流媒體廣泛採用。

我並非法律學者，但我認為「基於性的權利」並無正式的法律涵義。作為一種政治論述，它聽起來類似於西方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所主張的「性權」（‘sexual rights’），但其內涵卻更加狹隘且具有排他性。《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承認九項受保護特徵，其中包括性（sex）及性別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但並未賦予具備這些特徵的人特定權利，僅保障其不受歧視的權利。女性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反對「基於性的權利」——例如僅限男人享有投票權——並主張平等權利。在性別批判女性主義中，反對性歧視的論點被主張擁有基於性的權利所取代。這凸顯了過去曾被用來剝奪女人公民權的生物學論點。我無意深入探討其中的法律技術細節——這方面已有他人比我更深入地闡述過——但我對這種政治論述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深感興趣。

權利是一種分配資源的方式。在性別批判的框架下，將權利延伸至另一個群體——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人——會侵蝕順性別女人之「基於性的權利」。這種領地主張，正處於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所謂的「肯認規範」（rubric of recognition）之中。它所保護的，不過是想像中的一塊大餅，並非試圖透過改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改變那些迫使我們成為被定義為稀缺的資源而互相競爭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來擴大這塊大餅本身。它亦未質疑誰在分發這塊大餅、誰烘焙了它、其成分為何以及原料產自何處：正如納丁·埃爾-埃納尼（Nadine El-Enany）所提醒的，權利調解了對帝國戰利品的享有權與被排除權。無論我們擁有何種權利，皆是在種族滅絕、掠奪、奴隸制與環境破壞的背景下被授予的。

反殖民研究指出，公民身份既是歸屬的體現，也是劃定邊界的手段，其界線由「外部」所界定。享有「基於性的權利」的資格，必然伴隨著對他人的排除。英國主要的性別批判組織之一「女人公平權益組織」（Fair Play for Women）聲明：「當有人聲稱將跨性別女人排除在專屬於女人的空間或服務之外屬於違法時，切勿放任其言論能不受質疑。」《平等法》允許服務提供者在具備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設置單性空間而不違背反歧視法。然而，這並不代表「個別的女人」有權要求設置單性空間。在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的框架下，《平等法》的豁免條款被重新詮釋為：女人有權不與跨性別女人共享空間或資源，並有權將其排除在外。

「基於性的」權利是由「真正的」女人所擁有，而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將此定義為「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的人。這指的是所謂生理、而非法定性別：這與為同性戀權利辯護時所提出的「天生如此」論點如出一轍，而該論點往往因錯誤的理由而獲得成功。黛安·理查森（Diane Richardson）曾運用史碧瓦克（Gayatri Spivak）的「策略性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概念來解讀「天生如此」的主張；相較之下，性別批判派所持的本質主義觀點似乎根深蒂固。該運動耗費大量心力試圖將跨性別女人排除在女人群體之外。在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近期表示「跨性別女人就是女人」後，性別批判派代表人物J.K.羅琳（J.K. Rowling）稱其言論是「工黨已無法再被期望於捍衛婦女權益的又一跡象」。性別批判女性主義所主張的「真實女人」亦是「體面」的女人：該思潮在排斥酷兒身份認同時傾向於同性戀常規化（homonormativity），且將BDSM與性工作等同於對女人的暴力，這與1980年代女性主義的「性戰爭」（sex wars）如出一轍。這種訴諸道德純潔與事物「自然」秩序的論調，亦深深植根於殖民歷史之中。

正如瑪麗亞·盧戈內斯（María Lugones）所寫到，殖民資本主義在控制土地、生產與行為的同時，既強加了異性戀父權的意識形態，也發明了種族意識形態。縱使種族觀念的歷史更為悠久，但殖民主義卻有系統地對人口進行「種族化」，以便經濟生產能對其進行極度剝削，並最終將其拋棄。為促進此過程，人口亦被系統性地賦予性別標籤：女人被置於男人之下，並被賦予社會再生產的唯一責任；同時，當局更試圖根除那些不符合西方二元性別框架的原住民族性別。然而，盧戈內斯所稱的殖民／現代性別體系，實則具備「光明」與「黑暗」兩面。其光明面規範了資產階級的生活，並建構了性別意義與強制異性戀的框架。而該體系的黑暗面「過去與現在皆充滿暴力」。所有性別的被殖民者皆被貶為非人地位，並被迫承受「如此嚴重的勞動剝削，以致人們常在勞動中喪生」。

在十九世紀，這種殘酷的階層制度是以性與種族科學為基礎的。啟蒙運動，主要作為白人優越主義者用以區別自身與殖民地「野蠻」狀態的工具，也將先前被視為宇宙論賦予的性差異生物化了。隨著敘事從單性模式轉向本質上截然不同兩性的模式，性差異遂成為白人資產階級的特權；在此框架下，白人資產階級女人被想像為始終處於性威脅之中。凱拉·舒勒（Kyla Schuller）指出，在啟蒙運動之後，「據稱被殖民者所缺乏的性別差異」，成為推動文明與理性成就的助力。被種族化的人們被賦予了「肉體」（‘flesh’）這種無性別的狀態，對痛苦變得麻木，因而容易遭受虐待。

主張「基於性的權利」會喚起這段歷史，而性別批判女性主義所突顯的「處於危險之中」的論調亦然。在性別批判女性主義的敘事中，女人始終處於危險之中，面臨著「女人與／或女同性戀者遭抹除」以及性暴力的威脅。將跨性別女人視為「入侵者」的觀念，源自極右翼經常提及的「取代」論。這在主流白人女性主義的歷史中亦非陌生的概念：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運動者曾主張，賦予女人投票權將能防止體制被新獲得選舉權的非裔美國人或勞工階級白種男人「淹沒」。正如索菲·路易斯（Sophie Lewis）所描述，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主義者亦支持其他形式的「遏制」措施，例如優生學計畫——該計畫鼓勵資產階級白人女性生育，同時阻止其他女性生育。延續這份遺產，性別批判論對女性生殖身體的關注，激活了將女人視為「國家」的修辭，同時掩蓋了兩大事實：其一，是支撐西方母職的全球照護鏈；其二，是主要由酷兒與跨性別者承擔的社會再生產勞動。

2019年1月，在與極右翼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舉辦的聯合座談會上，婦女解放陣線（Women’s Liberation Front）理事卡拉·丹斯基（Kara Dansky）聲稱，若《美國平等法案》（Equality Act）（該法案旨在保障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獲得通過，將會發生以下情況：

「男性強暴犯將被送入女子監獄，並很可能對女囚施暴，這在英國已然發生過。女性強暴倖存者將無法對男人出現在婦女庇護所一事提出異議。男人將主導女子體育項目。本應奪得第一名的女孩將被剝奪升學機會。女人若使用男性代名詞談論男人，可能面臨逮捕、罰款，並被禁止使用社群媒體平台。女孩在生理期時將選擇缺課，以避免在男女共用廁所遭受男孩的騷擾。女孩與女人將不再有權要求由女性醫護人員或親密照護者提供服務，這包括面臨嚴重性侵風險的年長或身心障礙女人。」

這類請求保護、遠離反烏托邦的呼聲，喚起了白人優越主義文化所珍視的「純潔」，以及將「烏合之眾」性化的現象——這種現象曾籠罩在對反殖民抵抗的恐懼之中。正因如此，縱使有色人種女人參與了性別批判女性主義，這些呼聲或許唯有透過資產階級白種性（bourgeois whiteness）來闡述，才能被完全理解。這讓人聯想到溫蒂·布朗（Wendy Brown）對女性主義「受創依附（‘wounded attachments’）」（我曾論證這實為白人女性主義的特徵）及其訴諸懲罰性國家權力的批判。雖然其他群體（如LGBT尋求庇護者）被迫扮演受害者以獲取父權國家的認可，但在性別批判女性主義中，受害性是本質且永恆的，而非植根於社會現實。

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對當前試圖透過防範各種想像中的危險來獲取民眾認同的威權勢力而言，極具吸引力。如同其前身的殖民政權，當代威權民粹主義煽動對性暴力的恐懼，並將其與黛安·理查森所稱的「性國家主義」（sexual nationalism）交疊在一起，這種思維將性層面的「她者」（Others）定位為性威脅。正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性別」（gender）如今已被與對國家體制的各種想像中的「滲透」（infiltrations）聯繫在一起。邊境圍牆與廁所法案將移民和跨性別者塑造成潛在的強暴犯，這些措施雖聲稱在保護我們，卻為大規模剝削與虐待創造了條件。在社會經濟危機與持續疫情的背景下，這種將性暴力作為邊界建構手段的做法，令人聯想到冷戰時期煽動恐同的行徑。

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已與右翼及極右翼的議程結盟，這些議程將「白種性」置於首要位置，聲稱其正遭受來自「外部敵人」與「內部敵人」的雙重威脅，並將性別認同（或稱「性別意識形態」）塑造成各種怨恨與恐懼的發洩口。性別批判觀點與白人優越主義及陰謀論並行傳播，在「言論自由」（再次被定義為個人權利）的旗幟下主流化，並吸引那些四處尋找代罪羔羊的人。在美國，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已與諸多極右翼團體結盟，並成為基督教右翼「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策略的一環，意圖透過將「T」（跨性別者）與「LGB」（女男同性戀及雙性戀）割裂，來瓦解LGBT群體。在英國，種族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近期警告，所謂「性別批判」女性主義正直接助長極右翼的氣焰。

這重演了殖民與帝國主義時期女性主義的糾葛，以及更為當代的「女權國家主義」（femonationalist）糾葛——在這些情境中，權勢白種男人僅在符合其支配慾求時，才會聲稱關心婦女安全。這場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聖戰，歸根結底是針對所有性／別少數群體、女性主義、生育權，以及針對女人的聖戰。在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及美國，針對跨性別權利的攻擊正沿著這條路線迅速擴張。這是一個將「離經叛道」的生命排除、驅逐或同化的過程，旨在重申地理與意識形態的邊界，並捍衛順性別、白人、具備行動能力、具「經濟生產力」且能進行異性戀生殖的資本主義身體。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被用作此過程的人肉盾牌，披著「受困少女」的外衣。

這些議程將白人女性視為財產，既可隨意虐待，又須為了對抗「她者」進行暴力捍衛。我們的身體值得被保護，但僅僅是作為施暴的藉口。這代表性別批判女性主義以自由換取一種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充其量只是暫時的。這呼應了異性戀常規的父權契約——女人以順從換取安全，蘇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稱之為「父權保護敲詐」（patriarchal protection racket），在這種框架下，婚內強暴不僅被允許，甚至被常態化。這也助長了透過殖民主義發展而來的「法律與秩序」議程，該議程將被視為資本主義需求中多餘的人口「收容」起來。我稱此為「種族資本主義保護敲詐」（racial capitalist protection racket）：那些令我們心生恐懼、使我們成為資本主義順從臣民的性暴力行為與威脅，同時也將我們推向監禁-殖民國家的懷抱，並為資本主義積累服務，助長了許多其他形式的暴力。在加爾吉·巴塔查里亞（Gargi Bhattacharyya）所稱的資本主義「邊緣」空間（the ‘edge’ spaces of capitalism）中，最脆弱的群體既遭受性暴力，同時也被建構為性威脅。

2021年3月，行銷主管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在倫敦克拉帕姆共同公園（Clapham Common）失蹤後，遭時任大都會警察局警員韋恩·庫贊斯（Wayne Couzens）殺害。此前一年6月，同一警隊的成員因在倫敦另一座公園內與遭謀殺的姊妹妮可·斯莫爾曼（Nicole Smallman）和比巴·亨利（Bibaa Henry）的遺體合影自拍，而被停職處分。隨後，由女性主義團體「不刪減姊妹會」（Sisters Uncut）在克拉帕姆共同公園發起一場悼念這三名女人，以及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近200名死於警方羈押或監獄中女人的守夜活動，卻遭警方暴力驅散。然而，在埃弗拉德遇害後，主流社會的訴求卻是賦予監禁體系更多權力——包括呼籲將街頭騷擾刑事化，並將厭女列為仇恨犯罪。

當其他女性主義者要求獲得保護時，「不刪減姊妹會」卻表示：「警察就是施暴者」，並在發起了「終結法案」（Kill The Bill）運動，反對《警務、犯罪、量刑及法院法案》（Policing, Crime, Sentencing and Courts Bill）（現已通過）中擴大的警務權力，且呼籲公眾撤回對英國警務體系的認可。她們表示：「『不刪減姊妹會』堅信，更多的警察權力將導致更多的警察暴力，而一個沒有警察的社會將會安全得多。」她們要求削減警察預算，並恢復對家庭暴力及性虐待服務的資助。她們還推出了警察介入培訓，以幫助人們了解自身權利，並在危險的執法情境中支援他人，同時計劃成立全國性的「員警觀察」（CopWatch）巡邏小組。這項行動計畫的口號是「變得無法被治理」（become ungovernable）。

撤回同意一詞，既指英國「基於同意的執法」（policing by consent）傳統，更指向更宏大的層面。即便只是粗略瀏覽監禁制度的歷史與政治經濟，我們也能明白：這些制度的建立並非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與精英階層的利益、保護私有財產與資源、處置經濟上多餘的人口，並最終確保種族資本主義得以持續運作。警察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18世紀的三大壓迫支柱：殖民主義、奴隸制，以及對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控制。所謂的「社會契約」實為一項涉及性別、種族與定居殖民的契約，是白種男人之間的一項約定，賦予他們對女人的性支配權，並（透過白人女性）確立了建立在非裔族群去人化基礎上的種族優越性。這正是警察制度的基礎，正如里納爾多·沃爾科特（Rinaldo Walcott）所寫，該制度建立在「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永遠是嫌疑犯」的觀念之上。沃爾科特所稱的「高大且具有威脅性的黑人」正是其原型，而脆弱的白人女性則作為其對照組。

這種象徵體系為殖民種族滅絕、私刑處決以及監獄工業複合體的擴張提供了正當性。在日常生活中，它助長了沃爾科特所稱的「白人代理化」（white deputisation）現象，而傑西·丹尼爾斯（Jessie Daniels）將其關鍵推手描述為「那些看到黑人在星巴克坐著、在公園烤肉或在宿舍打盹，便報警的當代白人女性」。主流白人女性主義亦透過認同亞歷克斯·維塔萊（Alex Vitale）所稱的「警察存在是為了保護我們免受壞人侵害」這種自由主義幻想，為白人優越主義賦予正當性。然而，正如莎拉·埃弗拉德的兇手那樣，許多自稱要保護我們免受這些「她者」侵害的白種男人，卻保留了親自虐待和殺害我們的權利。這同樣適用於全球各地傷害過女孩和女人的執法人員，以及那些在針對移民和跨性別者的運動中聲稱關心「婦女安全」，卻同時騷擾並襲擊自己認識的女人以及反對他們的女人之極右翼政客。

當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參與種族資本主義的保護勒索體系時，「不刪減姊妹會」則呼應黑人解放鬥爭，闡述了一種拒絕的政治（a politics of refusal）。在克拉帕姆共同墓地守夜活動（Clapham Common vigil）週年之際，她們於查林十字（Charing Cross）警察局觸發了1000個強暴警報器，這是一次高聲奪回公共空間的行動。相較之下，性別批判女性主義預示著將回歸19世紀的資產階級隔離制度。「真正的女人」是道德秩序的象徵，與「無邊界、無疆界」的反烏托邦世界形成對比——這正是「不刪減姊妹會」在聲援全球廢除主義抗爭時所身處的世界。性別批判女性主義既可被視為將白人女性降格為財產，亦可被視為試圖維護雪兒·哈里斯（Cheryl Harris）所稱的「作為財產的白人身份」：一種賦予他人所無之權利的地位財產，並伴隨著排斥他人的權利。對性別批判女性主義者而言，承認跨性別女人為女人，會削弱「女性身份」的價值——這種價值往往透過「處於危險之中」與「受害者」的敘事，在白人優越主義框架下得以體現。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同時演繹受害者與支配者的角色，這與白人國家主義政治如出一轍。

極右翼對女人的戰爭，正是利用了這些試圖透過打壓「墮落」的姊妹來維護自身地位的白人女性形象。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強加的經濟匱乏，正是透過主張將資源與支持給予「好」女人而非「壞」女人，而獲得正當性。將跨性別者塑造成侵略者的敘事，掩蓋了她們同樣遭受著順性別女人所恐懼的男性暴力的事實。這種暴力既是人際互動層面的，同時也是結構性的；它體現為死亡政治（necropolitical）下的國家暴力、戰爭暴力，以及對地球的暴力。理解這一點會引發關鍵的提問：哪些生命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保護？哪些生命是為了維護體制而受到保護？哪些生命從一開始就被認定為注定要消亡？

「不刪減姊妹會」闡述了一種基於探討這些問題的政治理念，透過拒絕保護「白人特權」的執法體系，從而瓦解性別與種族的二元框架。相較之下，性別批判女性主義則試圖在種族資本主義體系內爭取立足點，要求那種唯有資產階級白人女性才能完全享有的保護，並在此過程中重新確立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性別批判女性主義不僅與威權統治深度共謀，更完全未對性別進行批判。「基於性的權利」與「變得無法被治理」之間的距離，正是「優越」與「團結」之間的差異。

【翻譯著作】從「基於生理性別的權利」之優越，走向「成為不可治理者」的團結
本篇文章原刊於 原文作者個人網站
原文作者：Alison Phipps
原文出版日期：2022/05/12
譯者：SV
校訂+做圖：有靈

本文是2022年5月12日於紐卡索大學舉行的慶祝黛安·理查森教授退休活動中，所發表的演講稿。

財務揭露

本文由 Transgender Educational Network: Theory in Action for Creativity, Liberation,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TEN:TACLES) Initiative 給予台灣跨性別研究跨太平洋研究群（Transpacific Taiwan Transgender Studies Research Collective）的研究資助撰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