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女、弑拉與弑跨女

「弒女」（femicide）、「弒拉」（lesbicide）與「弒跨女」（transfemicide）起初並非傳統刑法所使用的技術性法律名詞，而是源於女性主義、人權與犯罪學研究的分析性概念（analytical concepts）。

女性、女同志與跨性別女人因其出生指派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遭到系統性殺害，其背後具有可辨識的社會結構與權力動態，而非單一犯罪事件。

而將這些概念並列，不是為了分化群體，而是出於「能見度」（visibility）考量，基於性別的暴力有其獨特的脈絡、脆弱性與制度問題，需要被命名、被研究、被看見。

一、弒女（Femicide）的概念起源與語義轉變

最早的 femicide 書面使用，可追溯至英國作家約翰．柯里（John Corry）在其1801 年的著作中，將 femicide 用於指稱：

“the killing of a woman”（殺害一名女人的行為）

此後，1848 年，該詞被收錄於《沃頓法學詞典》（Wharton’s Law Lexicon），仍維持描述性的法律語彙地位。此時的詞彙屬於非政治的（apolitical） 描述語義，僅指出受害者的性別，並未揭露暴力背後之：

• 父權性別秩序

• 與性暴力、家暴或娼妓制度的交織

• 國家制度的默許或共犯

因此它無法回答：「女人為何被殺？又為何承擔有別於男人的風險？」

二、弒女的政治化：1976 布魯塞爾國際法庭

1976 年，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針對婦女犯罪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Women） ，以及隨後出版的《針對婦女的犯罪：國際法庭訴訟集》（Crimes Against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成為概念史上的轉捩點，南非基進女性主義作家戴安娜．羅素（Diana E. H. Russell） 將 femicide 重新界定為：

“the killing of females by males because they are female.”
「女性因身為女性而被男性殺害。」

羅素的重新定義具有幾項關鍵特徵：

1. 導入政治分析：弒女被理解為父權制的產物，而非孤立事件。

2. 揭露權力動態：弒女兇手與被害女人間，具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3. 強調命名的政治： 命名是一種揭露，也是一種抵抗。

此後，弒女成為聯合國、拉美各國立法、犯罪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

三、Feminicidio：國家共犯與翻譯政治

然而，墨西哥女性主義者（Marcela Lagarde）閱讀羅素著作後，在面對如華雷斯城的系統性謀殺案時，將 femicide 翻譯成 feminicidio 而非直譯為​ femicidio。

​👉 關鍵差異在於：國家不作為！

• Femicide (En)： 僅是基於性別的謀殺行為。

• Feminicidio (Sp)： 基於性別的謀殺行為 + 國家缺乏適當應對，導致有罪不罰 (Impunity)。

羅素傾向於堅持使用她最初的詞彙 femicide ，認為它已經包含了所有必要的批判性。但她也肯認 feminicidio 成功地將「國家共犯」納入了定義。

四、羅素的弒女類型學

在羅素和吉兒·雷德福（Jill Radford）於1992年編輯出版的論文集《弒女：殺害女人的政治》（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便以提出若干弒女類型，包括：

1. 親密伴侶弒女（Intimate femicide）

2. 種族弒女（Racial femicide）

3. 連續弒女（Serial femicide）

4. 「名節」弒女（“Honor” femicide）

5. 嫁妝弒女（Dowry-related femicide）

6. 性別篩選弒女（Sex-selective infant femicide）

7. 弒拉（Lesbicide）

之所以會提出這些類型，是因為女性主義者想要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情殺」或「義憤殺人」，而是男人對女性身體施以的控制與懲罰。

五、「弒拉」的起源與發展

1992年的《弒女》論文集中就已經有收錄了弒拉（lesbicide）一詞，但當時主要是指「法律弒拉」（legal lesbicide），也就是針對女女間性或親密關係的死亡刑罰，而比較不是針對「仇恨犯罪」的討論。

在巴西，一個專門的研究小組在 2017 年創立了「弒拉：無人講述的歷史」（Lesbocídio — As histórias que ninguém conta）專案。2018 年，他們發表了《Dossiê sobre Lesbocídio no Brasil（2014–2017）》報告，統計和分析了 2014–2017 年間的巴西弒拉案件。

她們特別強調，弒拉不能被視為「隨機暴力事件」，而是一種社會訊號，反映出整體社會對女同志存在價值的貶抑。縱使謀殺的直接動機可能是多重的，但若能證明「恐拉」（lesbofobia）是重要或決定性動機，就能定義為弒拉。

2024 年阿根廷發生了「三重弒拉」縱火案，三名女同志在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出屋處被縱火，僅一人倖存。該案引起社會對於弒拉作為仇恨犯罪的關注，並引發國家是否應承認並特別立法打擊的公共討論。

六、「弒跨女」的起源與發展

「弒跨女」由 拉丁美洲 的跨性別及女性主義運動者共同提出，專指針對跨性別女性或跨陰柔者的致命暴力，特別強調交織暴力（intersectional violence），且多半與娼妓制度或性販運有關。

2009年宏杜拉斯政變期間，跨女性工作者維琪・埃爾南德斯（Vicky Hernández）在街頭被殺害，成為美洲人權法院（IACHR）首例受理的弒跨女案件。2021年，美洲人權法院明確在判決中指出：宏都拉斯政府而未能妥善保護她的跨女身分，也未在事後進行有效調查，構成歧視與國家失職。

2016年，跨女性工作者寶拉・布恩羅斯特羅（Paola Buenrostro）在墨西哥城被男客殘忍殺害，她的閨密肯妮亞·奎瓦斯（Kenya Cuevas）在目擊後多年奔走，成立跨性別庇護所與倡議組織。最終當地於 2024 年通過法案，「弒跨女罪」最重可處 70 年監禁。

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等國際機構採納此術語，呼籲國家承擔責任，改善司法與執法制度。

結語：資料盲區讓暴力持續不被看見

目前台灣能見的「多元性別暴力」資料，多數僅限於同性親密伴侶或同性婚姻關係的暴力案件，完全無法看見雙性戀、泛性戀、無性戀、跨性別、非二元與間性人（intersex）所面臨的暴力樣態。這種分類方法不只排除了大量非單性戀與非順性別者的經驗，也使受暴者的身分被誤置於「同性親密關係」的框架，欠缺正確的理解。

更嚴重的是，在過往人口販運統計中，跨女雖為遭遇性剝削與性販運的脆弱群體，卻在官方紀錄中被以法律性別或身分證性別錯誤登記為「男性受害者」。這種做法造成嚴重的脈絡錯置：表面上看似「男性也會遭遇性販運」，實際卻是跨女被抹除、被誤分類，使跨女所面對的高度性化暴力完全被隱形。